经常借故不去上班的左曹杨恽对这股浪潮最清楚不过。
杨恽自从结束军司马的职责后，便为其父守了几个月的孝，而后将杨敞留下的数百金一散而空，统统给了族人，他则奉养母亲，居家著述。
首先是二十年来未得流出的《太史公书》，因为天子喜好此书的缘故，终于能重见天日，杨恽的主动工作便是将其整理公布，时常入宫朝见。只是皇帝与他还是处不来，没有西安侯和张敞在场时，杨恽甚至会与皇帝争吵，常常不欢而散。
除此之外，杨恽还在续写《太史公书》，他想以略显粗略的《大宛列传》为基础，作一篇《西域列传》将五十国都囊括进来，描述其地理和风土人情。同时还应任弘之请，写一篇《西征记》，将元霆元年西凉铁骑的数千里远征记录于简册之上。
平日里，杨恽则亲自下田劳作，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他为秦声，妻为赵女，二人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自得其乐，一副狂士行径。
而这一日，他的朋友孙会宗匆匆来访，将一份手抄的简牍交给杨恽，杨恽读后，不由哑然失笑。
“这群齐学之儒，倒是将我与西安侯玩剩下的事学了去。”
虽然元霆时，上百名贤良文学和太学生叩阙被一锅端，通通流放西域，但并不能阻止新的儒生成批进入长安，以齐鲁人士为主，虽然不再敢公然反对大将军之政，但私底下的评议少不了。
这些人有知识、有文化，不怕风险，不怕高官，他们自认为代表了齐鲁、关东乃至天下人的利益，遂在长安激扬名声，互相题拂，自号“清流”。
桓宽等人被视为不畏强御的殉道者，贤良文学们被冠以“元霆六十君子”之称，而这些“清流”交流的方式，恰恰是任弘和杨恽散播太史公书时用过的，在士人圈子里传递简牍文章，以达到一传十十传百，扩大舆论之效。
而今日这篇，简直是清流炮轰执政者的檄文！
这文章中历数了孝昭以来的各种灾异，比如去年的旱灾和蝗灾。
“荒，旱也，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因而除。师出过时兹谓广，其旱生！”
按照灾异学说的理论，旱灾和蝗灾都与战争有关，还举了很多例子，诸如武帝元光六年夏，蝗。对应的正是五将军众三十万伏马邑，欲袭单于。而元鼎五年秋，又蝗。是岁，四将军征南越及西南夷，开十余郡。
元封六年秋，再蝗。先是，两将军征朝鲜，开三郡。
太初元年夏，蝗从东方蜚至敦煌；三年秋，复蝗。元年，贰师将军征大宛，天下奉其役连年。
反正就是战争必旱，开疆拓土肯定会遇上蝗灾呗，去年的旱蝗，显然和任弘在北庭与匈奴单于开战有关。
至于这次地震预示着什么，文章中就更是意有所指了。
“周时贤人伯阳甫曰，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今关东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
“《易传》曰：臣事虽正，专必震，其震，于水则波，于木则摇，于屋则瓦落!”
末尾又言：“《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自元凤时开西域，用兵匈奴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春秋》所记灾异尽备！”
只差学着当初的贤良文学呐喊一句“霍光下台，大政奉还”了。
杨恽放下手中的文章，他甚至能猜出来这一篇是哪几个人写的，毕竟自董仲舒后，《易》、《春秋》、《尚书·洪范》一起构成了“天人之道”的三大支柱，阴阳灾异学家们师法各异，但殊途同归。
孙会宗有些担忧：“此文是在明指大将军专权导致灾异啊。”
“不错，这些齐鲁之儒，真是丝毫不吸取前辈教训，说不准入秋后，西域都护府又要接受一大批儒生了。”杨恽摇头，大将军这两年对儒生们并未进行打压，但这明里暗里的讽喻若是被捅上去，恐怕反而会刺激了霍氏。
也能够理解，青州刺史部在这场地震中受害最深，家乡遭灾，儒生们自然是义愤填膺，非得讨个说法。
但在孙会宗提出，杨恽当年与任弘曾反驳过灾异之说，如今是否要写文章批驳时，杨恽却打了个哈欠：
“急什么，且再看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