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这个年号结束时，不敢说大安，小安是能自夸的，可谓“中兴”了。所以今年初，觉得自己干得不错的刘询才有点小膨胀，觉得功光祖宗，业垂后嗣，遂祭泰祀，又跑到河东郡祭后土，遣大臣去四至立柱。
可这些成就，在盖宽饶等人眼里，却远远算不上好。
刘询抱怨道：“‘陛下任刑不任德’，‘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彼辈常如此说，但不是朕不用，是儒生当真不中用啊！”
就拿那个曾经被刘询寄予厚望，觉得是个人才的萧望之来说吧。刘询深知望之通晓经术办事稳重，论议有理，故想要将他从丞相司直提拔为六安国相，考察他的治郡能力。结果萧望之嫌弃那是左官，上疏言病婉拒，还说什么：
“陛下怜爱百姓，担心德化不能遍于天下，放出全部谏官去补郡吏，这是忧其末而忘其本也。朝中没有谏诤之臣就不知过失，国内没有明智达理之士就听不到好的建议。还望陛下选择明经学的儒士作为内臣，参与政事。诸侯听闻，便知朝廷纳谏虑政，而无缺遗。如此便可建成周代成康那样的太平世道。外郡即使有些不清明，也不必忧虑。”
不必忧虑……不必忧虑，口口声声说什么地方不治的，不就是你们这群人么？怎么，轮到自己去时，就如此推诿？非得一步登天，直接做三公九卿才行么？然后成康之治便不请自来？
刘询当真是气笑了，是啊，动动嘴皮子，当然比身体力行容易。
从那以后，刘询心中对萧望之的评价低了一个档次，并料定：“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他连自家的太子，都不敢让这群人去教，生怕教歪了。
反观西安侯带出来的黄霸、耿寿昌，以及张敞等人，都是帝国的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黄霸将颍川郡治得有声有色，耿寿昌去海滨数年，完成了晒盐法的推广，张敞继蜀郡守又为京兆尹。
故大汉日常行政仍尚法任刑，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刘询坚持以霸道为主，王道为辅，虽也用儒士，但同武帝用儒术缘饰法律如出一辙。
于是批评的声音就来了，尽管刘询在改善吏治上虽然做了不少事情，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谏大夫、博士就开始吵吵。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陛下走错了路，南辕北辙，还是要全面推行德治方可啊！”
他们以为，大汉从汉武帝改制征伐兴功利开始就走错了路，若是今上继续沿着这条道走，虽然解决了匈奴，虽然天下民生看上去确实好转，虽然吏治在缓慢改善，虽然四夷来朝，但跟失去了礼治王道相比，这一切都值得吗？
于是就有了那场是否全面推行春秋决狱的争论，最后以赵广汉罢官结束，但儒吏们也没赢。
或许是觉察到了天子的不以为然，他们的批评开始扩大化，还拿刘询赐给史、许富贵说事，揪着这些小处不放，危言耸听，最后连禅让都整出来了。
尽管许皇后一再规劝，但刘询想的很深，这盖宽饶不是孤例，他代表了一种隐藏在学术界的思潮：儒林公知们对汉家制度的不满。
刘询不由想起了一年多前，西安侯任弘的预言：“陛下，荀子有言，儒分大儒、雅儒、俗儒。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者，俗儒也。今《公羊》俗儒充斥朝堂，其学蔓延九州四野。”
“若不防微杜渐，他日乱大汉者，俗儒也！”
西安侯或是想借着打击公羊春秋，推广他钻研的左氏春秋为官学，刘询当时一笑而过，没当回事，但今日看来……
“《公羊》、《韩易》之学，确实不能再纵容了。”
……
“陛下，绣衣使者说，民间确实在流传一件事。”
到了次日，回到宣室殿后，为刘询管控绣衣的金安上前来禀报道：“多年前孝武皇帝那番‘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的话，又开始传播了。”
据说孝武行晚年幸河汾，中流与群臣饮宴，那一年他身体不好，几乎病逝，乐极哀来，惊心老至，有感于此，乃自作《秋风》辞：“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