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身八路军制服，操劳过甚显得很消瘦，只是两眼依然炯炯有神。怕打扰主席说话低声道：“前线相对平稳，蒋介石离开武汉到九江、上饶、广州、桂林、恩施、重庆、洛阳视察战备情况，要一个多月，中央通知我回来研究下一步的工作，我已经回来三天了。
你在重庆的一系列活动。我从报纸上都看到了，短短一周时间会见了那么多国民政府的要员、地方有影响力的军政商界巨头。统战工作很积极、很主动，宣扬了我党我军的功绩，迫使国民政府放弃了限共、防共的立场，停止了对敌后我军的小动作，逼着国民党开始组织力量整顿后方、安置工厂学校、勘探矿产资源、规划工业布局，你为大后方人民立了功。
你不是很急切地要去苏联吗？怎么会在重庆呆了八九天，西安呆了三天？”
陈海松不好意思地挠挠了头说：“其实我对大使根本没当回事，就那点任务我估计一个月就能完成，我之所以急着催促国民政府下令是一个明确的妥协姿态，换取其他敌后战场我军领导权、根据地不会受到进一步的算计，山西陕西两省民主政府的顺利批准。
我估计我这一退缩，蒋先生也不好意思继续打咱们的主意了，毕竟咱们替他遮风挡雨、提供武器装备、日用商品，他也不能做的太过分，社会舆论、国际社会都希望国共合作。
不过我即使走了也要给他施加些压力，我跟他见了几面感觉此公相当顽固、执着，对我们的善意提醒、真诚的建议并不接收借鉴，所以我也懒得再去跟他白废口舌，转而争取国民党高层不同派别人物对我党主张的认可和支持，形成国民党内部维护国共合作、反对贪腐独裁、关注民生、重视经济的进步力量。
通过媒体让全国人民了解国家虚弱的原因和国家需要抓紧做的事，知道西北正在进行的增强中国实力的巨大工程，团结起来呼唤政治民主、呼唤发展工业、呼唤改善民生。
我感觉国民党中像林森、冯玉祥、王宠惠、贺耀祖这样爱国、有正义感的人还是很多的，值得我们开诚布公地去交流。生活困顿的后方民众也开始通过商会、同乡会、行业协会表达自己的政治经济诉求，这些力量的增强就会逼迫蒋介石集团把心思用在抗日和后方建设上。
西安我是没准备停留的，朱老总硬把我叫去的，我就去给李虎臣、邓宝珊他们出出主意，规划规划发展方向，没想到就被王子元拉到建设厅搞了一天规划，被王捷三拉到农林学院做了一场演讲，被徐老自然科学院水利委员会拽到渭河边考察了水利设施，最后又被萧司令按在保安司令部结合关中作战的过程给干部们谈了谈合成化军队建设和训练的要求。
不是我故意拖延，实在是国内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有机会我就想做一点。我这一去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能帮着大家打打基础、拓展一下思路还是好的，我准备离开延安后要去包头看看、然后是张掖、酒泉，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和新疆的盛世才聊聊。”
“唉，还真是难为你了，就当是锻炼自己吧！你没去武汉让蒋先生很不高兴，他觉得你是在生他的气，他临走前让我转告你，国共合作、增强国力是他抗日方针的两个重要支柱，不会改变的，希望你不要有误解、加强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完成政府交代给你的任务。”
“切，他才是做贼心虚呢，我在重庆的活动言行他都知道，我身边经常有军统密探跟随，他也看出来我在戳他的脊梁骨、揭他的伤疤，让他很是难堪。担心我频繁串联后方官员损害政府和国军的形象把我给逼走了，又担心我去苏联搞他的小动作，这才出言安抚我。
不过挺好，他能到各战区去实地看看、督促一下他手下只会捞钱、不会打仗的北伐名将们多少会发现一些问题、提出一些备战的具体要求，了解到各地民生情况和部队的实际生活训练状况，对迎接下一阶段作战是有好处的，他和汪精卫不同是坚决抗日的。
不过我也担心他这一去视察，所过之处那些杂牌武装该有难了，撤编缩编拆解会降临在一些没有什么背景实力的地方部队身上，恐怕要引起一些纠纷。他还喜欢修改作战计划，经过他一番调遣的防线会出现很大漏洞，他的战役指挥能力实在差了些，做事也欠公允。
按说他首先应该去汉中，把那个花柳病人绳之以法，查处第十战区放弃职守、率先逃跑的军政官员，然后去洛阳，杀掉李铁军、庞炳勋、郑大章、毛炳文、蒋在珍等贪生怕死之徒，整顿第一战区几十个杂牌番号，补充到卫立煌14集团军、孙桐萱12军里去。
可他只是发电申饬、令其收拢部属戴罪立功，偏袒维护之心路人皆知，只怕也不好处罚其他部队，这国军的战斗意志很难振作起来，整编也得草草收场，依然是系统混乱、号令不一、阵前观望、见死不救的局面，中央军将获得最大的补充，杂牌军继续寒酸萎靡。”
“叫你这么一说国军似乎已经烂到骨头里没救了，是不是心里气还不顺，夸大其词了？我看他倒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准备好好谋划一番独自赢得一场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给被动中的国民政府挽回一些脸面、跟咱们较较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