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中国内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相当严重、怀疑苏联革命、怀疑斯大林同志、抵制、歪曲共产国际的政策指示，在党内宣扬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限制保卫局对内部敌人的审查抓捕，为了一点经济利益放弃无产阶级立场跟资本主义的美国、英国眉来眼去。
长此以往，中国就要彻底放弃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蜕变成第二国际下属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失去无产阶级的根本性质成为资产阶级政权的附属品。那我们前面的流血牺牲还有什么意义？那些为了理想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将牺牲的毫无价值！”
王稼祥虽然是在苏联受到系统苏联理论教育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但他不同于王明、秦邦宪、张国焘、康生等人把自己看作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有强烈的投机心理和个人私欲，站在苏联的立场上按照苏联人的喜好努力维护苏联的利益。
这些苏联培养出来的代理人受苏联官僚阶层的影响、羡慕高度集权的组织模式，为了掩饰自己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和工作能力不足，喜欢借重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铲除阻碍自己升迁的有威望有能力的根据地领导人。在管辖范围内不择手段地铲除异己、树立个人权威。
按照苏联惯用的工作方式通过发文件、开会布置工作，不屑于跟土生土长的指战员交流。高高在上从不深入到乡村、前线基层单位去了解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的诉求、从不认真研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似乎只要把共产国际的指示传达下去胜利就能信手拈来。
随着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民族性格中的狂热、执着、愚忠终于得到遏制，长征途中幸存下来失望迷惑的革命者开始审视自己的斗争历程，痛苦的发现领导他们的被奉为神明的救世主们要不是些夸夸其谈的文弱书生要不就是毫无军事常识的国际友人，唯一的特长就是会发电报，几十万条生命、一个古老国度渴望振兴强大的梦想就这样儿戏般地被人利用。
王稼祥跟这些人不一样，他始终把自己定位成为中国革命者，从不站在苏联或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制定政策，进入苏区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瘦瘦弱弱地经常虚心听取、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支持机动灵活的作战原则，经常深入前线鼓舞士气。
四次反围剿时被敌机炸穿肠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手术八个小时，忍受巨大伤痛却没能治愈，此后拖着病体坚持战斗、参加长征。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下来，直到37年去苏联治疗才渐渐好转。…,
因为立场的不同，他早早接受了毛泽东中国革命不能脱离中国实际的观点，比较早的开始反思党的路线政策上的严重失误，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改组领导机构，支持使用被冷落了两年的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扭转乾坤投出了关键的一票。
虽然他跟张闻天等人共同生活了五年，切实感受到这些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理论水平，但驾驭艰险复杂的中国革命缺乏实际的能力和有效的政策，所以他更愿意和根据地出身的干部们交流，尤其是在苏联治疗期间，陈海松去看他的那一夜长谈对他触动很大。
比他小八岁的陈海松对中国社会的了解竟是那么全面、那么深入，在他看来中国的首要任务不是完成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如何生存下来，一个在本国无法立足、无法获得广泛支持的政党仅仅靠着苏联的指令是无法存在下去的，而无法存在下去的任何政党都将是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无法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无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现实。
因此他认为党必须把视线从苏联党和政府的立场中转移到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关注上来、从满足共产国际的需要转移到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上来，从发展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转移到发展本国革命力量上来，依靠本国人民、本党同志创造性地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
就是要有自己短期、中期、长期的奋斗目标，而不是盲目地跟着苏联或者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要有自己符合本国实际的、能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能推动党和军队事业发展的政策策略，要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在他看来无论是在苏联的还是在中国的同志理想和目标是一致的、革命的**、战斗的愿望、工作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但对中国现实的了解存在很大差异，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分歧较大，工作作风、工作方式更是受到各自环境的影响有明显的不同。
他从来没有贬低苏联留学人员的意思，但他对留苏干部中许多人自以为高人一等、瞧不起工农干部、不了解实际动不动引经据典、盲目遵从共产国际、拿着鸡毛当令箭、硬性推行明显会带来损害的上级指令，根本没有一个中国员的自觉很是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