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朱老总对这些战报看了多遍。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激动。转而开始考虑深层次的政治影响和可能的形势变化。见大家基本看完，主席扔掉手里的烟蒂，笑着对满脸喜悦的同志们说：“胜利的感觉真好，咱们是不是也该开瓶酒庆祝庆祝呀！”
众人知道老毛幽默，只是表达一种喜悦，他可是滴酒不沾的。不由得哈哈笑起来。
张闻天情不自禁地赞叹：“来之不易、来之不易啊！两大战场从12日发起，仅仅五天时间就消灭了一个军部、一个半野战师团、五个混成旅团、三个配属旅团、四个配属联队、一个飞行战队。毙敌六万俘敌八千，光复山西、夺回关中、挺进豫西。堪比察里津之于苏联！”
何克全是坚定地苏联派，曾在遵义会议上百般维护李德、攻击毛泽东，说你懂什么军事，就靠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瞎折腾。反对张国焘路线时又想搞扩大化被发现后及时制止，此后一直在宣传部门做理论研究工作，在延安看不惯的东西太多过的并不顺心。
忙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对国际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苏联的最大支持，也是苏联党和政府对我们无私支援的最好体现，是斯大林同志倡导的国际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大胜利，是列宁、斯大林建军思想、战略战术的伟大胜利，我们应该向莫斯科报捷！”
年仅32岁的王稼祥更是异常兴奋，不过他很反感把什么都归功于苏联、斯大林的言行，摇了摇头说：“我认为这是我党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斗争、创造性地把游击战、运动战结合在一起的军事思想的胜利，无论从规模上、形式上、战绩上此战都比察里津之战更大更新。
察里津之战作战对象是白军，双方只有10万人、各有百余门火炮，规模小很多，红军是依托城市坚固阵地进行防御消耗敌人，红军反复与敌人正面争夺阵地伤亡相当大，最后是靠布琼尼骑兵师外线反击才将敌人击溃赶走，没有实现歼灭敌人主力的目的。
而我们的此次作战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日本现代化陆军，敌人有坦克、飞机、重炮、骑兵，总兵力达到八万。我军集中了20万人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军、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孤立之敌的战术，关中战场五战五捷、山西战场六战六胜，以伤亡三万全歼敌人。
我记得前不久结束的远东战役中红军两个集团军六个步兵师、四个坦克师、两个炮兵师、两个骑兵师、两个空军师一个海军舰队将近二十万人却没能阻止住日军六七万人的进攻，连丢双城子、阿尔乔姆，还是在我东北军区切断敌人补给线的帮助下勉强停战。
由此可见苏联红军在战略上仰仗火力、忽视单兵技术，在战役上崇尚宽正面大兵团作战，要么一味地强攻要么拼命死守，发挥不出骑兵坦克兵的机动优势，而在战术上呆板僵化、缺乏灵活性，更严重的是内部的肃反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指挥系统和部队的战斗力。
从他们身上我仿佛看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时我们在广昌的凄惨景象，放弃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照搬苏联的条令条例，九个师与优势敌军进行阵地决战拼成了空架子，六万多人死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之下，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幸好在遵义改组了三人团，纠正了不合实际的瞎指挥，幸好有红四方面军的川北根据地我们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幸好有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让我们有了落脚点，否则我们还要继续为错误的军事路线、僵化的战略战术付出沉重的代价。”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主席领导红军，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他们这些喝过洋墨水啃过黑面包的知识分子有狂热的革命**和中国文人的孤傲，从骨子里看不上土生土长的根据地干部，没有聆听过革命导师的教诲，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低、政策观念模糊。
两年多来根据地领导人逐步掌握了中共产党的实际领导权，他们这些手共产国际委托回来主持工作的空降干部没有部属、缺少根基，越来越没有话语权，各根据地明里暗里敷衍抵制共产国际的指示，自行其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口号，提倡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把中国革命搞得四不像。
他曾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这种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错误思想，但由于毛、周、朱、王、叶的抵制没有对陈海松等机会主义分子采取组织处理。加上前方战事紧张、全党的精力都用在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上，他也没有更好的机会组织党内路线斗争来纠正这些错误。
可出乎他意料的是陈海松所倡导的实用主义思想却带来国内斗争形势一天天好起来，接连取得重大胜利，不仅国共两党对他赞誉有加连伟大导师斯大林也高度重视。
10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是他老人家指名要求陈海松进入中共政治局领导军事斗争，还是毛泽东以他年轻还需锻炼为理由安排他做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就这也是极大地荣耀了，他25岁的年纪入党才7年，压倒了多少三个方面军里老资格的军事政治干部。(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