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总的意思是说八路军不再继续进攻了？日军的战斗力并不是太强嘛。我军尚有余力再发动几场中等规模的进攻战役，这样战果、影响力会更大，共产国际的任务也可以完成。”
“我想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其作战与否、规模大小都应该根据战场形势来确定而不是为了满足其他团体的需要。我军在国共日三家角逐中是实力最弱小的蜀国，国民政府是划江固守的东吴。而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实力最强的曹魏。
为了防止被曹魏各个击破、蜀吴放弃成见联合拒曹，利用曹魏的骄狂在赤壁之战中重创强敌。各方进入战略相持，各自发展自身的力量，为最终逐鹿中原进行物质准备。
蜀国之所以最早亡国，根源就在于诸葛亮不正视现实，以正统自居急于恢复汉室，凭着微弱的国力、有限的民力、兵力接连挑战强大的曹魏，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最终无节制的四方用兵导致国力虚耗、民怨四起，被钟会、邓艾一战底定。正义必须有实力作保证。
曹魏以致后来篡权的司马氏在赤壁之战后放弃战略进攻，一面休养生息一面挑拨离间、制造矛盾破坏蜀吴联合，利用荆州归属造成两家反目，遂被一一攻破。
当今中日战局颇有三国争霸之势，最弱的蜀国如何生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是像诸葛亮那样被历史责任驱使着悲壮的首先死去，还是忍住内心正义的冲动、量力而行安心发展自己，有了强大的国力和军力后利用吴魏之间的战事趁虚而入、直捣要害蚕食敌人。
军事斗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经济的比拼，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还必须有经济做基础，我们今天的胜利得益于抗战初期就明确了战略目标，跟在鬼子身后收拢溃兵、收集武器装备、扩编部队、进行正规化训练，部队数量增加了一倍多，建立起空军、炮兵、坦克等技术兵种。
部队在敌后采取游击战一方面锻炼新兵一方面组织敌占区民众，占据战略要点建立根据地，发展农业和工商生产。同时创建了河西、包头两大工业基地接收内迁工厂、拆迁敌后工业设备、接纳国内外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兵工厂、现代工业。
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比国民政府有思想、有规划、起点高、后劲大。国民政府在战争中是纯粹的消耗，人员、物资、设备大量丧失，内迁的学校、工厂迟迟得不到安置、无法支援前方作战，全靠外援接济、勉强维持，注定他们难以在今后的战争中发挥出积极作用。
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做了全面的部署、积蓄了足够的能量在晋陕战役中光耀中华。但我们准备的时间必定短暂、大量基础性工作尚需时日，以为我们已经拥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强大力量的实力的想法无疑是幼稚的、一厢情愿的，我们依然是最弱小的蜀国。
根据战场形势总部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的势头已经减弱，国共两党连续在武汉、西安、太原、洛阳发动的反击作战类似于赤壁之战，将战线基本稳定在目前状态下。国民政府控制着长江、秦岭以南的大西南地区，做出长期固守的防御态势并伺机向敌后渗透。
日军控制着东北、华北、华中广大平原地区，这里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海港众多、工业基础雄厚，是中国的精华地区，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继续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极其重要。我们判断敌人在失去进攻机会后将全力巩固所占领土、大肆掠夺战争物资。
我军则控制太行山以西的大西北地区，部分主力分散在日军控制的东北、华北、华中区域里，处在两面夹攻的不利地位。以蒋介石一贯反共的立场一旦稳住战线、没有战争威胁，势必开始限制我党活动、削弱我党力量的发展，收回番号、派驻嫡系部队接收胜利成果。
而日军更是会把我军视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首当其冲的就是我党领导的陈海松第七战区、徐向前第八战区、林彪山东军区、刘伯承晋冀鲁豫军区、张国焘东北军区、聂荣臻晋察冀军区、即将挺进冀中的贺龙兵团，他们将面临至少20个师团以上兵力的攻击。”
张闻天不解地问：“由此可见晋陕战役后我们的形势并不乐观，我们千辛万苦打出的战略态势只是帮助了国民政府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腾出手来对我们搞小动作，让小日本记恨上我们，是不是有些不值的？当初为什么不阻止陈海松发动这个大规模冒险主义行动？”
“陈海松提出这个战役构想时也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些不利因素，不过他认为即使我们躲在大山里不主动出战敌人也不会容许我们生存在他眼皮子底下。不如利用敌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扩展我们的战略纵深，为第二阶段的作战奠定更好的作战态势。
同时他认为部队必须经过战火的煅烧才更有战斗力、指战员只有真刀真枪的和鬼子血战过才能建立起敢打必胜的信心，八路军必须抓住敌人最后战略进攻期暴露出来的后防空虚进行一场大规模作战，检验部队训练效果、找到部队攻防战斗中的不足、体验步炮空联合作战的威力，坚定走合成化的强军之路。”(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