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裕仁在宫内召见参谋总长载仁亲王，陆相烟俊六大将，对日军攻占武汉三镇及附近地区一事，赐于如下之敕语：我陆、海军诸部队之紧密适切协力，克服长途之几多困难，终于击摧众敌达成攻占武汉之目的，朕对此深感欣慰。望将此旨传告众将士。
中国军队放弃武汉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的同时也在民众中产生怀疑动摇等悲观情绪，和平俱乐部以及个别小党据此指责政府罔顾国力差距。以一己之私阻断和路，致使灾难又至、生灵涂炭。迫使蒋介石于5月10日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阐明政府决心：“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設。
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且抗战军事胜負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紧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
得意洋洋的日本政府则在5月12日发表声明针锋相对，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然该政府如坚持抗日容共政策，直至将其歼灭，帝国决不收兵。帝国所冀求者，在于建设和确保东亚永远安定之新秩序。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达成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帝国所希望于中国者，在于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任务。
帝国希望中国国民，能理解我国之真意，并与帝国协力。如国民政府抛弃从来之指导政策。更换人选。取得新生成果，而参加新秩序建设，我方并不拒绝。东亚新秩序之建设，渊源于我之肇国精神，完成此一建设，是赋予现代日本国民之光荣任务，帝国在国内各方面将断然进行必要之改革，以图愈益扩充国家之总体力量，排除万难，为达成斯业而迈进。
两个杀红了眼的死敌一番拼杀后彼此仇视地对望、遥相怒骂。却发现都是遍体鳞伤、筋疲力竭，没有余力趁对方虚弱置对方于死地。国军方面自不必说。日军调动的16个师团几乎全部遭受重创，人员装备物资损失惊人，军费支出累计67亿日元超过了预算的一倍，而国际社会的不满指责也让日本内外交困，满蒙边境地区战云密布面临第三国干涉的可能急剧增大，不得不停下踉跄的脚步调整战略部署和兵力编成，巩固消化过于庞大的战果。
5月15日大本营多田骏副总长、方面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西尾寿造、副参谋长沼田多稼藏、2军稔彦亲王、11军园部和一郎、13军泽田茂等齐集汉口三元里原日军营房。
多田骏宣读了大本营签发的嘉奖令。赞扬皇军之英武、官佐之果敢，山田乙三、西尾寿造、园部和一郎、泽田茂晋升大将、沼田多稼藏晋升中将，并荣获旭日勋章、金鵄勋章。
鉴于帝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稔彦亲王调任国内防卫军司令官，第二军司令部回国改为防卫军司令部，所属部队第10师团调往华北，3、13、16、40师团编入11军，第2军之补给线迅速从大别山以北的公路转换为由长江水路运输，12、13混成旅团驻守安庆、合肥。
今后华中方面军重点加强平汉路及长江沿岸之兵力配备。确保交通运输，防止国民党军从该地区以西、以南各地之进攻，尤其是要防范新编成的第三战区共产党武装对皇军后方的袭扰；加速扶植亲日政权，扩充皇协军，对平汉路以东、长江以北地区的治安，逐步交由地方政权管理；战略部队陆续撤回国内，加强训练以提高素质、部分复员以保持国力。
11军重点肃清武汉周围国民党军队，向北攻打应城、孝感、随州，向西攻占汉川、潜江等地，向南占领咸宁、蒲圻、临湘、岳阳，完成外围追击行动后全军就地休整。航空兵部队应移防武汉对襄樊、宜昌、长沙等地加强威慑，防止中国方面聚集物资、兵力，威胁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