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座，抗战一年多了，政府和国军越打越穷、越打越弱，国家越来越乱、问题越来越多，看似是一个个孤立的问题其实是长期积聚的国家内部矛盾的总爆发，过去就一直存在，只是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在侵略与反侵略略的国力较量中更加突出地集中地表现出来。
战场上军队之间的比拼、较量比的是战场组织、兵器装备、战斗技能、后勤补给，反映出来的是士兵的身体状况、思想状况、训练状况，而影响这些状况的是整个国家的组织力、民族的意志力、社会的生产力、工业的制造力、资源的开采力、充足的劳动力。
战场上的失败其实就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失败，我们一败再败，依然把眼睛盯在军队身上，试图通过建立更多的军队来抵挡侵略而忽视影响部队战斗力提升的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在战略上是落后了的，我们的视野应该转移到战场之外，解决社会深层次的各种矛盾。
我以为当前我国最大的问题是粗放脆弱的国民经济体系无法满足国家独立自强的需要，传统落后的封建思想体系限制现代国家意识的建立和发展，低效贪腐的行政管理体系难以履行发展民生改良社会的职责，简陋庞杂的军队体系难以承担抗敌御侮保家卫国的责任。
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进则退，西方各国早已进入大工业发展时期、极力倡导科学民主逐步走建现代社会，而我国自康乾盛世时起就一直自我满足自我封闭，失去发展的目标和动力，经济没有增长反而在倒退。民智未启、民力未振、社会生产延续小农经济。”
蒋先生皱着眉头打断他的陈述：“布雷先生这些天走街串巷、深入底层考察得出的就是这些结论？这和陈海松的论调有什么区别？共产党为了推行他们阶级革命的异端邪说丑化国家制度、诋毁政府、蛊惑民众，怎么你也跟着相信？国家积贫积弱哪里是说变就能变的嘛。”
“委座，这些论调分析的很中肯，指出的问题很尖锐、存在的弊端是事实，出发点也是为了国家好。不能因为共产党反对就觉得是对的，就有必要抱住不放一力维持。咱们三四战区一路走来看到的听到的无不令人沮丧，这样的状况再打两年、五年、十年还是难有起色。
治国不能斗气，兼收并蓄方能有所助益。几百年积淀的深刻矛盾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肯定不现实，但一个有责任感的政党团体应该意识到这些弊端的危害。尽量化解这些矛盾。纠正明显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问题和缺失，这是国共两党和政治家共同的责任。”
“在布雷先生眼里共产党竟然成了可以和党国平起平坐的政治力量了？你让曾琦的青年党、张君励的国家社会党何以自处？”蒋先生从来没把其他政治力量放在对等的地位上。
“委座，政党的诞生、发展不是人为操控的，他是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通过政治主张形成相同理想愿望的政治组织，是否强大取决于他追求的理想以及实现理想的具体政策。
目前中国政党有四个政治派别十几个，真正有影响力和规模化军队的只有国共两党。要不然国社党罗隆基、青年党曾琦、左舜生、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章伯钧、职教社黄炎培、乡建派梁漱溟、救国会沈钧儒、无党派所属的张澜等人也不会酝酿统一建国同志会。
可在我看来他们没有鲜明的政治主张、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严密的组织结构，即使联合起来成立庞大的民主同盟也只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配角，真正能够影响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还是人数庞大、历史悠久、掌握政权的国民党和虽然在野却志向远大、踏实坚忍的共产党。
两党的未来取决于两党在抗日过程中现实的表现，辖区内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行政机关的清廉效率、工商农贸的恢复增长、所属军队的实际战果考量着两党的治国能力。
共产党已经率先行动起来，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我很钦佩他们的勇气，在比我们困难得多的环境下通过发展工业带动社会的进步、财富的积累、民生的改善。站在本党立场上我很为党国焦虑，因为我们还没有采取实际的动作来应对西北的大发展。
我不赞成使用武力去破坏摧毁西北的发展，毕竟他们的努力也是中国的进步，力量的增强也是抗日事业的福音。我说的应对是发挥本党的优势在大西南、华中华南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把流落的民众组织起来开荒种地、修路架桥、开发矿山、创办工业、发展教育。
这种稳固国体、积聚国力、收拢民心的措施无论国民党、共产党谁拿来使用都是对国家负责为民众造福的好事，谁做得好谁的实力就强、谁的战果就大、谁的社会威望就高、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就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或许是历史摆在国共两党面前的同一张试卷。
他们已经完成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四个阶段，理清了思路。完成了论据的整理和文章的框架，现在开始‘起股’，此后的‘中股’‘后股’‘束股’应该是可以一气呵成的。是否锦绣另当别论。让我羡慕的是他们思路清晰、切中要害并初见成效。
委座，我们手里也有一张试卷的！党内有人考虑如何‘破题’吗？”
ps：鞠躬感谢书友炫冰帝的厚爱打赏，祝新的一周工作顺利、事业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