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所致的。但她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
或者要说，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事刂]刃。先前则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义和团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为教徒，据云这铁证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额上看出一个“十”字。
然而我们在“毋友不如已者”的世上，除了激发自己的国民，使他们发些火花，聊以应景之外，又有什么良法呢。可是我根据上述的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否则，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那结果，是反为敌人先驱，而敌人就做了这一国的所谓强者的胜利者，同时也就做了弱者的恩人。因为自己先已互相残杀过了，所蕴蓄的怨愤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为太平的盛世。
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莽原》周刊第九期。
②G．Byron拜伦，参看本书《摩罗诗力说》第四、五节及注(24)。
③拜伦的肖像，指英国画家菲力普斯（T．Phillips）所作的拜伦画像。一九二四年四月《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四期《拜伦逝世百年纪念专号》曾予刊载。《小说月报》，一九一○年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一年经过改革，成为当时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刊物。一九三二年停刊。
④《新罗马传奇》梁启超根据自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改编的戏曲，其中并无拜伦诗的译文。按梁启超在他所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中，曾以戏曲的形式介绍过拜伦长诗《唐·璜》第三篇中的一节：“（沉醉东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Sappho，通译萨福，约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希腊女诗人。日语译音为サツフオ“ツ”（音芷）在此处不读音，“撒芷波”系梁启超的误译。
⑤苏曼殊（1884—1918）名玄瑛，字子谷，广东中山人，文学家。二十岁时在惠州人寺为僧，号曼殊。他曾用古体诗形式翻译过拜伦的诗五篇：《星耶峰耶俱无生》一篇，收入一九○八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文学因缘》；《赞大海》、《去国行》、《哀希腊》、《答美人赠束发带诗》四篇，收入一九○九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拜伦诗选》。“寄弹筝人”，指《寄调筝人》，是苏曼殊自作的情调颓废的三首七言绝句，最早发表在一九一○年出版的《南社》第三集，思想风格与所译拜伦诗异趣。
⑥AdamMickiewicz密茨凯维支；PetofiSándor，裴多菲。参看本书《摩罗诗力说》第八、九节及有关注。
⑦厘沙路（J．Rizal，1861—1896）通译黎萨，菲律宾作家，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一八九二年发起成立“菲律宾联盟”，同年被捕；一八九六年第二次被捕后为西班牙殖民政府杀害。著有长篇小说《不许犯我》、《起义者》等。他的绝命诗《我的最后的告别》，曾由梁启超译成中文，题作《墓中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