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凡”的议论的要点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不过是取得“伟大”的秘诀；（二）这秘诀还在于“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三）照《大晚报》的意见，似乎应当为着自己的“主义”——高唱“神武的大文”，“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虽·在·二·十·岁·就·落·伍，·就·变·为·僵·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萧伯纳不赞成这种“主义”，就不应当坐安乐椅，不应当有家财，·赞·成·了·那·种·主·义，·当·然·又·当·别·论。
可惜，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
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
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
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
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
卑劣的资产阶级心理，以为给了你“百万家财”，给了你世界的大名，你还要背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实属可恶之至”。
这自然是“借主义，成大名”了。
对于这种卑劣的市侩，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种物质上的荣华富贵的目的。
这是道地的“·唯·物·主·义”——名利主义。
萧伯纳不在这种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恶·之·至。
而《大晚报》还推论到一般的时代风尚，推论到中国也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
这当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释了。
可惜的是：独有那吃人的“主义”，虽然借用了好久，然而还是不能够“成大名”，呜呼！
至于可恶可怪的萧，——他的伟大，却没有因为这些人“受着难堪”，就缩小了些。
所以像中国历代的离经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该被皇帝判决“抄没家财”。
《萧伯纳在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