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年间，京营占役已经成为了一项弊政。孝宗即位之初，在即位诏书上把它列为先朝弊政之一革除，下令山陵修建完毕后，京营官军不许再做其它工役。但是没过多久，他不仅让京营重新投入繁重的工役，加上他迷上了佛道斋醮，大起寺庙，又宠幸外戚，至使京营占役越发严重，除了必要的皇家及公共工程，连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寺庙及皇亲国戚家的一些工程也让京营官军来完成。成化年间京营占役还主要是为了修造公共工程，孝宗变本加厉，更多是为了一己之私。
弘治六年，孝宗拔三大营官军，用来修造他老丈人张峦以及仙游公主的坟墓，另外还修理了玄武门、金水河及浣衣局等地，三大营官军派去的人不够了，又从团营拨。兵部尚书马文升请求停止，还军操练以养锐气，孝宗却仍令官军尽快完成以上工程。
弘治十年三月，又修仓库及万春宫，命令京营一万多士兵前去修造。同年十月，又派京营官军八千人给他丈母娘金夫人修造房子，五千人修神乐观，三千人修城楼，三千人给重庆大长公主造坟，还派了一万多人去采柴薪。
此后，又在张皇后的老家兴济，为张家兴建崇真宫。
弘治十四年，又命官军修理内外城、内府诸门，社稷坛、午门以及九门城濠。
其它还有修建清宁宫，毓秀亭什么就不用说了。
除此之外，孝宗甚至利用军士为他养豹。你没有看错，用军士养豹不是明武宗专利，明孝宗也这么干。不同的是，明武宗的豹房勇士除了养豹还要在内教场操练，明孝宗的就只是养豹而已。
由于弘治年间土木繁兴，工程密集，全由官军来负担，京营官军几乎没有正常进行过操练，好好的军队成了工程队。其繁重的劳力更让士兵们不堪忍受，纷纷逃役。
可以这么说，京营就是在孝宗手里废掉的！
孝宗驾崩后，武宗还没有即位，就以皇太子的身份下了第一道命令，罢京营官军供役。可见在当时十五岁的朱厚照心中，早已对官军占役、不复操练的现象深恶痛绝，还没等登基就先下令罢之。
到了正德年间，武宗重视京营建设，即位之初就命兵部等清查团营、清勾逃亡人数、选兵，重新恢复了操练。在武宗的亲自带领下，从团营中又选精锐组成东官厅，和后来调入京城的边军“西官厅”合称“两官厅”。此时京营不仅坚持操练，还不断被派往边镇守卫作战，以提高实战能力。
而官军占役的现象也有所好转。查阅武宗实录，京营官军从事的主要工程只有弘治十八年的泰陵建设，正德二年建豹房，正德九年的乾清、坤宁二宫建设（毁于火灾必须重建），正德十四年四所宫殿和献陵工程建设，以及正德九年一次京都城垣建设，还是听从工部的请求。
虽然有一些工程也是为了他的一己之私，比如加修建没有必要的宫殿，但明显工程量比孝宗时少了许多。并且由于这时候已经选了精锐“东官厅”，从剩下的团营官军中派遣士兵，并不会让整个京营操练荒废，也算是同时保证了建设和操练两不耽误，朝臣对京营占役的抗议之声比之弘治年间也大为减少。
当然，正德朝士兵逃亡者也有，但大部分是因为战斗的原因逃亡，不是因为工役。怯战逃亡可以说是士兵的责任，因工役逃亡就只能说是领导者的责任了。
这是武宗对孝宗弊政的一大改革，他身体力行，对恢复京营战斗力的努力一直持续到正德朝结束。
听完了周遇吉洋洋洒洒的一大通话，黄得功也是目瞪口呆，半响过后才道：“原来圣主仁君，不过如此。”
黄得功又道：“反而是武宗皇帝，一向被人说荒嬉不道，没想到在这事上，还是武宗皇帝比孝宗皇帝要强的多。”
“东官厅和西官厅两厅一立，选入精壮训练，又后来召江彬等边将入卫，东西两官厅到边镇出战，天子也御驾出征。”周遇吉神采飞扬的道：“我辈武人，在正德年间算是扬眉吐气了。但就算这样，皇帝出征的战果，文臣们一样敢贪墨，几万人的大战，上报的斩首只有一级，简直荒唐可笑，他们就是这样故意抹黑武宗皇帝，使得武人无法依附皇帝从他们手中夺回权力，照样要把武人给压下去。武宗皇帝时，边境上北虏被压着打，没隔多少年，俺答就直接打到北京城下，京营不敢出战，只能闭城僵守，不是人家抢足了自己退走，嘉靖朝的大明官兵没有任何办法可言，你说可笑不可笑？”
“比诸当世，也没有多少可笑了。”
黄得功一句话，使得周遇吉也是摇头不语。
黄得功又一拳砸在桌上，不满的道：“文官们把国家弄成这乱糟糟的模样，饷械俱不足，打了胜仗就是他们的运筹之功，打了败仗就是吾辈不肯效死，他娘的，道理全被他们占去了。”
周遇吉不动声色的道：“人家抓着印把子和笔杆子，权力和舆论皆在掌握之中，我辈的形象从唐末之后就败坏不堪，没听说民间有这样的话，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