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年景，黄家的地平均能收三石，有一些不好的旱田也能收两石，再种些小米，豌豆，大豆，高粱，一年两季几千石粮总是能收下来，以现在的亩产，麦子只有收不到五百石，杂粮也收不到多少，算算一千石的收成也未必有，而黄榜可免，白榜却要看各家的实力和人脉，黄玉成的人脉普通，这两年也是被迫上交不少白榜赋税，随便一算，种地的收成十分有限，竟然不够开销！
而帮着和裕升种地的人们，收成就是明显不同。
事实也是摆在黄玉成的眼前，和裕升的田种的极好，麦杆散发着青绿色的光泽，因为快收成了，也有些发黄，麦穗则是沉实饱满，不少田亩里的麦杆都半弯着头，是被沉重的麦穗给压弯了杆身。
“和裕升的地……”黄玉成找来的老庄户判断道：“一亩最少四石，近水田可能有五石还多。”
四周响起惊叹声，不少还自己种地的庄户人两眼都有些发红。
山西和大同，额定的田亩很少，人口也不多，一年的赋税额度是上交二百八十万石，在北方各省里的缴纳额度最高，而且这只是黄榜，还有地方赋税等着，就是所谓的苛捐杂税。如果光是交黄榜，负担还不算很重，再连同白榜，每个人都是艰难度日。
不管看医生，买棉花，换铁器，都是要粮食，除了交税，很少有人用现银或铜钱交易，民间的交易九成都是用粮食，不管是正经粮食还是杂粮，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用来交换，或是上缴皇粮国税，粮食都是最叫人心安的东西，有它，心里就安稳，没有它，可能就是家破人亡。
对眼前的庄户人来说，说破嘴皮子也是不如眼见为实！
和裕升的地，水利工程好，就算是旱田也能保障最低程度的用水，除了用水，还有很多细节上的不同。
事实就摆在眼前，黄玉成也花了几百两银子造了水车引水和打了好几眼井，尽可能的多浇水，然而天时过于不好，有些水井打的不深，春天水位最低时引水有限，他的地收成最好的不过两石多些，还是浇水较多的田亩，引水困难的旱田，也就是一石半左右。
而有一些完全没有引水工程的旱田，平均亩产肯定不到一石，近来有一不少从陕北逃难过来的人们，据他们说，那里的亩产最惨的连种子粮也收不上来。
天启二年，在整个北方，包括辽东在内都是遇到最严重的灾害，一直到崇祯年间才又抵达一个新的高峰。
相比崇祯年间，此时的加赋程度还不是很高，地方官府的控制力还比较强，朝廷对九边也较为重视，中枢还有财力，应该是不断的调拨粮食到西北地方，稳住了大局，并没有大的流民潮和民变发生。
黄玉成坐在田梗上，一脸颓唐。
他是一个很倔强的人，不过也并不认死理，他心中只是奇怪，一样引水，一样精心侍弄田地，怎么这地就种不过和裕升？
一群佃户和村子里的庄户人围着他，各人都有些尴尬，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黄玉成的堂弟，秀才黄玉安也从村里过来，黄玉成见了他的模样就是气不打一处来。天热了，也不戴帽子，也不束巾，就用一根带子束发，身上一袭竹布青袍已经被油污染的看不清颜色，再看鞋子居然还是趿在脚上，就这么踢踢踏踏的走过来。
“大哥，下头打算怎么办？”黄玉安笑嘻嘻的道：“是不是要卖田？”
黄玉成扭头道：“不卖，我总不相信就种不过人家！”
“戚。”黄玉安道：“较这个劲做什么，卖地之后有了银子，到商会入个股，年年分红拿银子，不比种地轻省。再者现在也可以不卖，全租给和裕升也行啊。”
打从天启二年春天过后，和裕升在大同乃至整个晋北都很少再买地，不过代之而起的是李遇春的建议：租地。
粮食是重中之重，怎么也不嫌多，可以用整块租下来的方法在手中掌握更多的田亩，这种办法动静小，也不怎么遭人忌恨，张瀚考虑过后也首肯了，近来不少田主都是把地全部租了出去，反正田骨还在，等于就租种田皮，而且这种整租还不必担心时间久了，田皮被人多次转租，最终被刁民强赖了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