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平时在军事问题上不怎么发表意见，这时也忍不住点头道：“李贵说的对，我军现在对上东虏，尚且力有不足啊。特别是距离太远，只能沿草原补给，大军补给可不是光一个运粮队。现在看来，是不能大打，也不能追击，那就只能立足小打，被动防御了。”
李贵点头道：“李先生说的正是属下的意思，权衡考虑下来，因为东虏的原故，左翼蒙古咱们吃不下来，既然吃不下来，也就不必在这个时候把林丹汗打疼或是想着要歼灭他，留着他，挡住他就足够了，这厮留在左翼也是给女真人添麻烦的主，他想西迁，可没那么容易！”
“善！”不等张瀚出声，梁兴先击节赞叹起来。
有梁兴这个军方大佬带头，任敬和杨泗孙等人都是一迭声的叫好，一脑门子官司的朵儿也是一样。
各人有凑趣的心思，但确实是李贵阐述的也很好，这是考虑到敌我两方的实际情形，从最根本的实际出发，谋划的一篇合格的大战略的蓝图，可以说，商团军下一步怎么走，仗怎么接着打下去，都是在李贵的长篇大论中说的很清楚了。
梁兴赞过之后又问道：“李贵，你说说，我们只顶不反击，用小规模战斗削弱林丹汗的实力，但又不染指辽东，这时间得有多久？”
“两到三年。”李贵道：“原因很多，最要紧的还是积聚自己的内力，两到三年之后，我和裕升的岁入能到八百万或是更多，养的起两到三万的骑兵和五六万的步兵，十来万辎兵和积聚大量的物资，供应得起往辽东的沿途后勤来推进，那时候倡言决战，可也！”
其实李贵的话，最少有一多半是夏希平的意思，而夏希平在考虑与察哈尔人决战的时间时，也是充份考虑了张瀚平时在和他闲谈时希望的时间点。
天启八年或天启九年，那时才是决战时机，海外贸易，对俄罗斯的贸易，内地的贸易收入，草原上的布匹产量达到三百万匹，占领整个北方的匹布市场，铜器，生铁，熟铁，精铁制器……加起来的收入可达千万甚至更多时，那时候财力物力才支撑的起一场需要出尽全力的生死大战，而对手，正是张瀚一直吹风，心心念念的最强大敌：东虏。
林丹汗要是知道，不知道脸上会是什么表情，自视甚高的末代成吉思汗，若是知道自己连当一个合格对手的资格都没有，脸上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至于张瀚为什么会吹这个风……原因也很简单，压根没有什么天启八年，天启九年，只有崇祯二年。
到崇祯二年，整个大明帝国的国运会走到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东虏入寇，陕北农民起义。
东虏第一次入寇，打跨了和消灭了宣大军，明军只剩下陕西的秦军和关宁军，关宁军自成藩镇，秦军人数少装备差，徒有悍勇而后续乏力，并且几乎一直陷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处与农民军交战，但张瀚着重的不是这些，不管是关宁还是宣大或是秦军，他已经都不必放在眼里了，他关注的就是农民起义，只有当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正式开始之后，他才会正式将对付东虏提上日程。
没有农民军闹腾，怎么能证明大明丧尽人心，国运已尽？
就象张瀚练出十万强兵，随时可以经由大同杀入京师，可那样就是得国不正，哪怕以武力杀的人头滚滚，但要收拾人心，没有几十年功夫断然不成，真要如满清那样从北方一路屠到南方，倒是杀出一个大清天下，可那样也是将汉民族的脊梁骨给打折了，正人君子和敢死之士要么死于国难，要么避居深山，要么隐世不出，当然肯定会有大量的官员士绅选择依附，可那样的“人才”得之何用？
板荡识忠臣，平时大言不惭以忠节自诩，到了紧要关头敢仗义死节的反而没几个，在意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已，而如阎应元，岭南三忠那样的好汉，却又不是能以暴力相胁就能屈从的。大义这两个字，看着不很要紧，其实对稳固统治，顺利的进行政权交接还是很重要的。满清入关，不就是打着剿灭农民军的旗号进来的？一开始清军入关，虽然是异族统治华夏，但在相当多的阶层中清军是替崇祯报了仇，各地几乎都是传檄而定，如果不是满清高层不愿重蹈蒙元的失误，一定要将天下混同，强令汉人剃发易服，恐怕清初的统一史将会是最轻松的一部开国史，而不会反反复复，一直打到康熙年间才勉强将天下底定。
张瀚原本就对大明谈不上什么忠诚，走私北虏和东虏的事都做了，难道还畏怯和大明撕破脸皮？天启虽然厚道，并不是他不能下手的理由，关键之处，还是在“大义”这两个字，要想不起反复，顺利得天下，行事就不能操切，有时候，欲速而不达，就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