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盖人苟无所不为，则是无主宰，无标准，而一随外界之诱导或压制以行动，是乌足以立身而任事哉，故孟子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又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言无论外境如何，而决不为违反良心之事也。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谓视听言动，无不循乎规则也。是皆方正之义也。
昔梁明山宾家中尝乏困，货所乘牛。既售，受钱，乃谓买主曰："此牛经患漏蹄，疗差已久，恐后脱发，无容不相语。"买主遽取还钱。唐吴兢与刘子玄，撰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后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说屡以情蕲改。辞曰："徇公之请，何名实录？"卒不改。一则宁失利而不肯欺人，一则既不诬友，又不畏势。皆方正之例也。
然亦有方正之故，而涉于拘泥者。梁刘进，兄献每隔壁呼进。进束带而后语。吴顾恺疾笃，妻出省之，恺命左右扶起，冠帻加袭，趣令妻还。虽皆出于敬礼之意，然以兄弟夫妇之亲，而尚此烦文，亦太过矣。子从父令，正也。然而《孝经》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孔子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不陷父于不义。"然则从令之说，未可拘泥也。官吏当守法令，正也。然汉汲黯过河南，贫民伤水旱万余家，遂以便宜持节发仓粟以赈贫民，请伏矫制之罪。武帝贤而释之。宋程师孟，提点夔部，无常平粟，建请置仓；遘凶岁，赈民，不足，即矫发他储，不俟报。吏惧，白不可。师孟曰："必俟报，饥者尽死矣。"竟发之。此可为不拘泥者矣。
［译文］
孟子说："一个人首先要有不能做的事，然后才有应该做的事。"大概我们如果什么都去做，那就是没有主张，没有标准，而完全受外界的诱导或逼迫来行动，这样是不能够站稳脚跟、担当大任的。所以孟子说："上不愧对于天，下不愧对于人。"他又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决不做违背良心的事。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东西不看，不合乎礼的传闻不听，不合于礼的话不说，不合于礼的事不做。"这句话是说我们看、听、说、做等一切行为，都要合乎道德规范。这都是做人要正直的道理。
南朝梁人明山宾，家中曾经非常贫穷，为了生计他把自己所骑的牛卖了。卖完拿了钱，他对买主说："这头牛曾经患过漏蹄病，治好很久了，我怕它以后旧病复发，不能不告诉你。"买主听后急忙退了牛，把钱拿回去了。唐朝的史官吴兢与刘子玄，写好了武则天实录，其中叙述了张昌宗引诱张说诬陷魏元忠的事。后来张说做了宰相，读到这段故事，心里不痛快，知道是吴兢写的，就装作很自然地对吴兢说："刘子玄写魏元忠的事，有不少是虚假的，怎么办？"吴兢说："刘子玄已经死了，不能在地下还受到诬陷。那段事是我写的，草稿还在我手里。"张说多次以私情求吴兢改写这段故事。吴兢拒绝说："如果我遵照了您的请求去作修改，那还叫什么实录？"最终没作改动。一个是宁可失去利益也不肯欺骗别人，一个是既不诬陷朋友又不畏惧权势。这都是刚正不阿的例子。
然而，也有因为过于方正，而显得死板教条的。南朝梁代的刘进，他哥哥刘献常常隔着墙壁呼唤刘进，刘进每次都要系好衣带端正礼仪后才跟他说话。三国时吴国的顾恺有一次病得很厉害，他的妻子出来看他，顾恺让旁边的人把他扶起床，戴好帽子穿好衣服，然后催促妻子赶紧回去。虽然这些行为都是出于尊敬和礼貌，但以兄弟夫妻这样亲密的关系，都这样拘泥于烦琐的礼节，也太过分了。儿子听父亲的话，这是正确的。然而《孝经》说："父亲有敢于提意见的儿子，就不会做出错误的事情。"孔子说："小的惩罚就接受，大的惩罚就逃走，这是为了不让父亲因过度惩罚自己而犯错。"既然这样，那么服从命令一说，就不能死板教条。官吏应当遵守法令，这是正确的。然而西汉的汲黯路过河南，看到有一万多户贫民遭受旱涝灾害，于是就根据具体情况，手持符节开仓放粮以救济受灾贫民，然后请皇帝治自己假称皇帝圣旨的罪。汉武帝认为他贤良就赦免了他。宋朝的程师孟，做掌管夔路法律实施的长官。夔路当时没有救荒粮，程师孟建议设置粮仓储备粮食。遇到灾荒之年，开仓救济贫民，粮食不够，于是就假称皇帝的圣旨，不等皇帝的旨意到达，就开放其他地方的粮仓。办事的官员感到害怕，说这样做不行。程师孟说："如果一定要等皇帝的圣旨到达，那些饥饿的人就会全部死了。"于是他命令众官员打开粮仓赈民。这可算是不死板教条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