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敢之反对为畏葸；而卤莽之反对为谨慎。知果敢之不同于鲁莽，则谨慎之不同于畏葸，盖可知矣。今再以事实证明之。
孔子，吾国至谨慎之人也，尝曰："谨而信。"又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然而孔子欲行其道，历聘诸侯。其至匡也，匡人误以为阳虎，带甲围之数匝，而孔子弦歌不辍。既去匡，又适卫，适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适郑、陈诸国而适蔡。陈、蔡大夫，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绝粮，七日不火食。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围既解，乃适楚，适卫，应鲁哀公之聘而始返鲁。初不以匡、宋、陈、蔡之厄而辍其行也。其作《春秋》也，以传指口授弟子，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是其谨慎也。然而笔则笔，削则削。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晋侯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初无所畏也。故曰："慎而无礼则葸。"言谨慎与畏葸之别也。人有恒言曰："诸葛一生唯谨慎。"盖诸葛亮亦吾国至谨慎之人也。其《出师表》有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然而亮南征诸郡，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伐魏也，六出祁山，患粮不继，则分兵屯田以济之。初不因谨慎而怯战。唯敌军之司马懿，一则于上邦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再则于卤城之前，又登山掘营不肯战，斯贾诩、魏平所谓畏蜀如虎者耳。
且危险之机，何地蔑有。试验化电，有爆烈之虞，运动机械，有轧轹之虑，车行或遇倾覆；舟行或值风涛；救火则涉于焦烂，侍疫则防其传染。若一切畏缩而不前，不将与木偶等乎？要在谙其理性，预为防范。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汉谚曰："前车覆，后车戒。"斯为谨慎之道，而初非畏葸者之所得而托也。
［译文］
果敢的反义词是畏葸；鲁莽的反义词是谨慎。理解了果敢与鲁莽的不同，那么谨慎与畏葸的不同也就可以理解了。现在再用事实证明这一点。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非常谨慎的人，他曾经说："谨慎而讲信用。"又说："多听，有怀疑的部分加以保留，其余知道的部分谨慎地说出；多看，有怀疑的部分加以保留，其余了解的部分谨慎去做。"但是孔子想要实行自己的主张，游历各个诸侯国。他到了匡地，匡人误把他认作阳虎，派卫兵把他围了好几层，然而孔子却在那儿不停地弹琴歌唱。离开匡地以后，他又先后到卫国、曹国、宋国，和弟子们在大树下练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想杀孔子，便砍倒了这棵大树。孔子只得离去，到了郑国、陈国等国后，又来到蔡国。陈国和蔡国的大夫相约派士兵把孔子围在野外，断绝了粮食，让孔子七天不能生火做饭。孔子照样讲课唱歌。解了陈、蔡的围困之后，他便来到楚国、卫国，最后应鲁哀公的邀请回到了鲁国。孔子不因为在匡、宋、陈、蔡等地遭受的厄运而停止自己的行动。他写《春秋》一书，把他要表达的意思口授给弟子们，认为攻击、嘲笑、表扬、忌讳、抒情、贬损等表达情绪的文字，不应该出现在书中。这体现了孔子谨慎的态度。然而，该写的还是要写，该贬的还是要贬。吴国楚国的君主自称为王，而《春秋》却贬称他们为子。践土的盟会，实际上是晋国国君召来了周天子，而《春秋》却避讳说：天王打猎于河阳。一点也不畏惧。所以说："谨慎而不遵循礼制，就是畏惧。"这是说谨慎与畏葸的区别。人们常说："诸葛亮一生非常谨慎。"诸葛亮也是我国历史上非常谨慎的人。他在《出师表》中说："先帝知道我非常谨慎，所以临去世时把大事托付给我。"然而诸葛亮向南征伐各地，五月渡过泸河，深入到荒无人烟的地方；他率军讨伐魏国，六次出兵祁山，由于担心粮草供给中断，就分兵开垦田地来救济军用。诸葛亮当时并不是因为谨慎而害怕征战。只是魏将司马懿，一方面在蜀国东部依据险要地势屯兵固守，军队得不到交战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在卤城前面登山扎营不肯交战。这就是贾诩、魏平所说的，害怕蜀国军队就像怕虎一样。
况且险情哪里都有。进行电学方面的试验，有爆炸的危险；操作机械，有被轧伤的顾虑。坐车有时候会遇到翻车；坐船有时候会遇到风浪；救火则有可能被烧伤，伺候传染病人则要防备被传染。如果对任何事情都畏缩不前，那不是形同木偶吗？重要的是认识其中的规律，提前做好防范。孟子说："懂得天理的人，不会站在石墙之下。"汉代谚语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就要引以为戒。"这是谨慎的道理，而不是畏惧的人将其作为借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