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拥有了一位听众，现在可找不到这样的听众了。他啥都喜欢，所以不适合当什么月刊的评论员。这位老人就像一颗熟透了的阿方索杧果，天生不带一点酸味。他有个秃脑门，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满脸和气，嘴里的牙掉光了，一双大眼睛永远闪烁着幽默、愉快的光辉。他用柔和而浑厚的嗓音说话时，似乎全身都在说话。他热衷于古波斯文，一点英文都不会，与他寸步不离的伙伴是一根水烟杆和抱在怀里的西塔琴。他终日歌声不断。
斯里干达先生是个自来熟，与生俱来的亲切感，让他无论遇到谁，都能聊得很投机。一次他带我们去一家英国人开的照相馆照相，他用孟加拉语夹杂着印地语，跟老板聊了一通，他的话让老板为之动容，他说自己是个穷人，但很想拍张照片。老板微笑着给他减了价钱。在英国人开的店铺，讨价还价并不是常有的事，但从斯里干达先生口中说出来，却让人觉得天经地义，因为他的态度是那么真诚、不做作，谁见了都不会生气。有时他还带我去一个欧洲传教士的家，在那里，他唱歌、弹琴、逗传教士的小女儿、赞美传教士夫人脚上穿的小靴子，很快让气氛活跃起来。换作是别人，做这些事就显得可笑，甚至招人厌。他天真得像个孩子，他的热情感染了每个人。
斯里干达先生从来不粗暴待人，为人很谦和。有一段时间，家里请来了一位小有名气的歌唱家。喝得烂醉的时候，他就讽刺挖苦斯里干达先生的歌声。对此，斯里干达先生总是报以宽容的态度，从没想过要还击。最后，家里人对这位歌唱家的行为忍无可忍，决定辞退他，斯里干达先生却替他说情，表示“不是他的错，是酒惹的祸”。
他不忍心看别人受苦，也不忍心听悲惨的事。所以学生们想捉弄他时，就跑到他跟前念一段维达萨托尔的《悉多的流放》，他会难过得要命，连连摆手，哀求他们别再念下去。
这位老人是我父亲和哥哥的挚友，也是孩子们的好伙伴。他似乎和我们每个人年龄相仿，就像水流遇到石头，会围绕着石头翩翩起舞，他一旦被拨动心弦，也会高兴得手舞足蹈。有一次我写了一首赞美诗，描述了人世间的种种磨难，斯里干达先生认为把这首珠玉之作念给我的父亲听，他肯定会大喜过望。他乐滋滋地跑去，把这首诗给我父亲看了。幸亏我当时不在场，后来得知，父亲觉得又好笑又无奈，尘世间的忧患竟然这么早就开始折磨他的小儿子，非要写首诗来倾诉。不过我敢保证，要是学校的戈温德先生读到我这首好诗，一定会表扬我的努力，并奉上他的尊敬。
在唱歌方面，我是斯里干达先生的得意门生。他教我唱过一首《克里希纳的芦笛》，并且把我拉进每个人的屋子，叫我唱给大家听。我一边唱，他一边弹西塔琴伴奏，到了合唱部分，他也加入进来，反复唱那几句副歌，冲着听众微笑点头，点燃他们的热情和叫好声。
斯里干达先生是父亲忠实的崇拜者。他给一首赞美诗配上了新曲调，歌名叫《他藏在我内心最深处》。当他把这首歌唱给我父亲听时，激动得从椅子上跳起来，飞快地弹着西塔琴，先唱了一句“他藏在我内心最深处”，然后跑到我父亲面前，挥舞着手，把歌词换成了“你藏在我内心最深处”。
这位老人最后一次来拜访我父亲时，父亲已经卧病在床，住在钦苏拉河边的一栋别墅里。再后来，斯里干达先生也病魔缠身，不能行走，要用手把眼皮拨开才能看见东西。在女儿的搀扶下，他从自己住的维尔波姆走到钦苏拉，艰难地向我的父亲行了个触脚礼，就回到钦苏拉他借住的地方去了。几天后，他咽了气。后来我听他的女儿说，弥留之际，他的嘴里还唱着《主人，你的仁慈是何等甜蜜》，然后回到了永恒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