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鲍尔普尔，我们途经沙哈伯甘杰、达纳普尔、帕拉亚伽和坎普尔，到了终点阿姆利则。
旅途中有段小插曲，我至今记忆犹新。火车停在某个大站，检票员过来查看我们的车票。他朝我看了一眼，心头似乎有些疑问，却没有说出来。隔了一会儿，他带来一个同事，两人朝我们车厢的方向瞅了一阵，又走了。最后站长亲自来了。他查看了我的半票，问道：“这孩子还没满十二岁？”
“没有。”父亲回答。
我当时十一岁，估计是长相比较老成。
“你得给他买全票。”站长说。
父亲眼中冒出愤怒的火花，他一言不发，从钱匣子里抽出一张纸币，递给了站长。对方把零钱找给父亲时，他随手就把那几个铜板扔到窗外，在月台地板上砸得咣当作响。站长也许意识到自己犯了错，不该怀疑父亲图省钱而拿孩子撒谎，尴尬地站在一旁。
我经常在梦中回到阿姆利则的金庙。清晨，我跟着父亲散步，来到这个位于湖中央的锡克教的金庙。那里一直回**着唱经声，父亲坐在那些锡克教徒中间，有时也跟着他们唱起赞美诗。锡克顶礼者发现有一位异乡人加入他们的仪式，很热情地欢迎父亲。回去时，我们拿着冰糖和其他果品，满载而归。
一天，父亲邀请金庙唱诗班的一位歌手来我们的住处，请他唱些圣歌。那人拿着意想不到的赏钱离开，喜出望外。消息很快传开了，唱诗班的人络绎不绝地跑到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只好采取措施，将他们挡在门外。发现无法攻破我们的“城池”，他们开始在街头打“伏击战”，于是父亲带我一大早出门散步时，远远就能瞧见有人的肩上挂着冬不拉琴，就像熟悉猎人的小鸟，看到了猎人扛在肩上的猎枪。我们被逼得机警老练，远远听到冬不拉的琴声，就仓皇而逃，让他们的“捕猎”计划彻底落了空。
傍晚，父亲坐在花园对面的凉台。他想听婆罗门的曲子，就把我叫来唱歌。月亮缓缓升到天空，月光透过树丛洒在廊前，我用维哈迦调唱着：
啊，最黑暗的生命之路上的伴侣啊……
父亲低着头，双手合十，全神贯注地聆听。这个场景至今还留在我的心中。
我前面提到过，父亲从斯里干达先生口中听到我写的第一首颂歌时，觉得很好笑。后来，我写诗写得越来越顺手。为庆祝印历十一月的众多节日，我写了很多首颂歌，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肉眼无法看见你，
因你就在眼眸里。
那时父亲住在钦苏拉，已经卧病不起。他把我和哥哥乔蒂叫去，乔蒂拉手风琴，我唱着自己写的赞美诗——新的旧的都有，唱完后，父亲说：“要是这个国家的君主懂孟加拉语，能欣赏孟加拉文学，他一定会犒赏你这个诗人。可惜他做不到，那我只好替他做点什么了。”说完，他递给我一张支票。
父亲教我学英文，为此随身带了几本彼得·帕尔利故事丛书，他挑选了一本《本杰明·富兰克林传记》作为课本。他以为传记里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对我的英文学习有帮助。但他很快发现自己选错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一个过于务实的人，道德观狭隘，凡事斤斤计较。父亲一边教学，一边觉得富兰克林俗不可耐，不停地批评。
我之前虽然背过梵语的文法，但对如何使用梵语还是个门外汉。父亲一开始就让我直接跳到梵文读本的第二册，让我学习词形变化和词的结构。我有孟加拉语基础，所以学梵语倒也不难。父亲还鼓励我练习梵文写作。我用梵文读本里学到的词汇，组成一些复合词，还随意添上响亮的“m”和“n”鼻化元音，把神圣的语言变成了魔鬼一般的语言，但是父亲从来不嘲笑我。
接着，父亲又用浅显的口语给我讲普罗克特写的《通俗天文学》，并由我译成孟加拉文。
父亲带了很多自己看的书，其中有一种看起来枯燥乏味，那就是吉本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有十多卷。“我还是个孩子，”我心想，“不是被逼无奈，我才不想读那么多书呢。可为什么一个大人，读不读书能由自己决定，却还要去自寻烦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