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出生后不久，父亲经常在全国各地云游。毫不夸张地说，从童年时代起，他对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父亲偶尔突然回家，还带来一些外省的仆役，我十分渴望和他们做朋友。有一次，父亲带回来一个年轻的仆人，是旁遮普人，叫里努。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绝不亚于勒朗季特·辛赫本人。他不仅是外省人，还是地道的旁遮普人——难怪他一来就俘获了我心！
我们心中对旁遮普民族的崇敬，和对《摩诃婆罗多》里的毗摩和阿周一样。他们都是勇士，即使战败了，也一定是敌人的罪过。我家迎来一个叫里努的旁遮普人，这是无上的光荣。
我嫂子房间里有一个军舰模型，装在玻璃罩里，上紧发条后，舰身就会随着八音盒的叮叮咚咚，在蓝色绸布的波浪上摇晃。我求了好多次，才把这件宝物借到手。我想向这个来自旁遮普的里努显摆显摆。
在家的牢笼关了太久，外省的东西，带有异域风情的物件，我都怀有极大的兴趣。这是我看重里努的原因。另外，有一个叫加布里埃尔的犹太人，他穿着绣花长袍来家里兜售玫瑰精油的时候，我也很兴奋。还有那些高大的喀布尔人，穿着灰扑扑的裤子，裤管宽大，背着鼓鼓囊囊的包袱，也让我觉得很神秘。
每次父亲回家，我们都喜欢在他住的地方附近转悠，跟他的仆役们厮混，但就是见不到他。
有一次，父亲正在喜马拉雅山附近游历，有人说英国政府口中的妖怪——俄国人——就快来进犯印度了，顿时谣言满天飞，有些好心的太太跑到我母亲面前，添油加醋，跟母亲说大难就要临头了，早做准备为妙。俄国的军队会从中国西藏的哪条道过来，像邪恶的彗星一样扑到印度呢？
母亲很惊慌。也许是家里其他成员无法分担她的忧虑，大人们无法分忧解难，她只好跑来找我帮忙。“你不想给你父亲说说俄国人的事儿吗？”她问。
那封饱含母亲忧思的信，是我写给父亲的第一封信。我不清楚信该如何开头、如何结尾，于是跑去办公室，找到负责管理我家产业的秘书莫罕南达，总算把信写出来了。格式没问题，就是听上去像一份官方文件，冷冰冰的。
我居然收到了回信。父亲叫我别害怕，要是俄国人来了，他会亲自把他们赶跑的。话说得这么清楚，母亲心头的忧虑居然还是无法消除，反倒是我，因为收到这封回信，一下子鼓起了接近父亲的勇气。从那以后，我天天都缠着莫罕南达，求他代我给父亲写信。摆脱不了我的纠缠，他只好拟了一份草稿，叫我照着抄一遍。我当时不知道寄信还要付邮资，以为把信交到莫罕南达手里，就不用担心后面的事儿了。莫罕南达年纪比我大得多，也世故得多，这些信当然从未抵达喜马拉雅山。
在外游历了很久的父亲，哪怕回家只是小住几天，整个家庭都能感觉到他带来的压力。长辈们定时去父亲的房间，去之前要穿起长袍，亦步亦趋，表情严肃，要是嘴里正嚼着槟榔，要先吐掉。每个人都紧张兮兮。母亲亲自下厨，免得仆人做的饭菜出差错。执着权杖的门役叫基努，是个老人家了，身着白衣，头戴饰巾，守在父亲门口，他怕我们在凉台上的吵闹和追逐影响男主人休息，连连向我们发出警告。我们只好轻手轻脚，低声细语，连偷偷往屋里看一眼都不敢。
一次，我父亲回来给我们三个孩子主持授“圣线”的仪式。在梵学家瓦当达瓦吉许的帮助下，父亲从《吠陀经》里找来古老的仪式。一连好几天，我们和父亲的朋友毕查拉姆先生一起坐在厅堂，用传统方式不断背诵婆罗门教的经典《奥义书》中的经文，这是父亲以“梵天之法”的名义安排的。我们三个小婆罗门被剃光头发，戴上金耳环，在三楼的一间屋子里苦修了三天。
那是一段快乐时光。我们相互打趣，揪对方的耳环。我们在屋里找到一只手鼓，把它搬到凉台，每次看到有仆人从楼下经过，就使劲敲鼓，那人抬头一看，自认有罪，赶紧移开了视线。反正那几天，我们修得一点也不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