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
1919年1月，《新青年》发布第6卷分期编辑表：
第1期 陈独秀 第2期 钱玄同
第3期 高一涵 第4期 胡适
第5期 李大钊 第6期 沈尹默
为什么会有这个编辑分工呢？其实，早先的《新青年》是不需要分工的。自1915年创立以来，一直是陈独秀独挑重担。一个人主编整本刊，又常兼主撰笔，有着过人的精力和精神。创刊号上，一篇檄文《敬告青年》，让科学与民主在青年心里扎了根，“德先生”“赛先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这种局面在1917年有了变化。这一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三顾茅庐”，陈独秀终于赴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北上，迁入学校给陈独秀安排的寓所——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
奉行“兼容并包”原则的蔡元培，为北大请来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这些新派人物，也为辜鸿铭、王国维、梁漱溟、吴梅这些旧学耆宿提供讲台。初来到这里，陈独秀发现志同道合者猛地多了起来。于是，他开始为《新青年》招募新血，改组这个一人编辑部。
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回忆：《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7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7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实际参与编辑工作的还有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等人。因此，就出现了开头的编辑分工表。每期轮值编辑不仅负责文字加工，更主要的工作是组约文稿，定稿定方向。因此，说是主编更恰当些。
《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主义专号”（1919年）
1919年第5期，轮到李大钊当值主编。这一期，他组织了8篇和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稿件：
《马克思学说》（顾孟余著，署名顾兆熊）
《马克思学说批评》（黄凌霜著，署名凌霜）
《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周作人译，署名起明）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陈豹隐著，署名陈启修）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陈溥贤著，署名渊泉）
《马克思奋斗的生涯》（陈溥贤著，署名渊泉）
《马克思传略》（刘秉麟著）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李大钊著）
这些文章中，并非全然是赞美马克思主义的。推介者、异见者、批评者，各种立场和声音，抱着研究与讨论的目的，汇聚在这里。其中，最重要、对后来影响最大的一篇是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这是一篇长文，全篇近3万字，由11个部分组成。这期发表的是前7个部分，后4个部分作为下篇发表在11月出版的第6期上。
其实，在前一年，李大钊已发表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3篇文章。李大钊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经过近一年的淬炼，《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是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是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3个主要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全面总结，分类基本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致，体现出李大钊作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高超的理论水平。
这期专号在学术界有特别多的讨论，甚至是争议。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本号是否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目的？因为，它并未在封面上标明是“马克思主义专号”。
《新青年》存续11年，出刊63期，封面或目录页明确标为专号的有7期，分别为“易卜生号”“人口问题号”“劳动节纪念号”“共产国际号”“国民革命号”“列宁号”“世界革命号”。按照惯例，每期都在封面“新青年”3个字下面打出专号名称，让人一目了然，以示区别和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专号”则不在此列。这一期杂志封面没有任何痕迹来证明办刊的主题，甚至文章数量也无法提供特别有力的支撑。
那么，为何后人笃定它是一期专号呢？原因就在这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大多数专号，都会有一篇重量级文章，多半是轮值主编的文章。除了增加分量，兼有说明专号主旨的作用。李大钊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狠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
原来，“马克思研究号”是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提到的，后人自然不疑它专号的身份。至于专号的目的，介绍和研究应该是最接近历史情境的出发点。但是效果呢，应该说远远超过了学术范畴。
胡适曾经评价：“二十五年，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1]这期没有标明的“马克思主义专号”，在《新青年》诸期中也有这样标志性的意义。
[1] 《胡适之的来信》，《努力周报》1923年10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