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矛盾论》公开发表后，李达以高度的热情，又对其进行了通俗化解说。《〈矛盾论〉解说》写好后，李达也将文章寄给毛泽东主席审阅。毛主席很快回了信：
鹤鸣兄：
九月十一日的信收到。以前几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三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顺候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3]
毛泽东主席给两篇文章都一一回信，并提出修改意见和出版指示，不仅由于二人情谊深厚，主要原因还是“两论”解说符合当时的政治生活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传播有两个显著特色：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从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大众化出版就显示出强大的威力，一直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重视和推崇。
1951年7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实践论〉解说》单行本，很受读者欢迎，前后3次印刷，发行量达到18万册。1953年7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又出版了《〈矛盾论〉解说》单行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出版工作的总要求是：“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这表明，从当时的文化水平出发，出版人民大众看得明、读得懂的书报刊，是一项根本性的任务。对于党的指导思想来说，理论要发挥更加广泛的作用，理论建设与理论大众化是不能分开的，正如列宁所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李达从20世纪30年代撰写“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一直葆有简明透彻的理论写作风格。“两论”解说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光辉传统，能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认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深入浅出地解读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让党的基层干部、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都能理解党的政策方针，学懂弄通做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出版也愈加显示出重要意义。
[1] 李达（1890—1966），号鹤鸣，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毛泽东称他为“理论界的鲁迅”。
[2] 《致李达》，《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7-408页。
[3] 《致李达》，《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