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
1931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四周年纪念日，《红色中华》在江西省瑞金县城北叶坪老村一所简陋的民房里正式创刊。报纸由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建的第一家通讯社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为新华社前身）主办，和红中社是一个组织机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红色中华》最初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入瑞金后，《红色中华》改为中央党、政、团、工会合办的机关报。报纸由中央印刷厂承印。创刊初期为周报，从第50期起改为三日刊，与《斗争》《红星报》《青年实话》并称中央苏区四大红色报刊。
《红色中华》是在毛泽东悉心指导下创办的，他经常在工作间隙到访红中社，指导办报工作。这一时期的《红色中华》配合苏维埃党政中心工作，围绕反“围剿”斗争，苏区扩红，查田、整风、劳动竞赛等运动，刊发了大量新闻、社论、典型的人物和事件报道，被苏区的读者亲切地赞誉为“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全苏人民的喉舌”。从1934年2月12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48期起，瞿秋白接任主编。他丰富的办报经验，给《红色中华》注入了新的活力。从第149期起，报纸改为双日刊，并创办子报《工农报》，以更有力教育团结广大工农群众。至1934年10月第240期，报纸发行量已从最初的3000份增至4万多份，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影响力最大的一份党报，实现了发刊词中说的“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
《红色中华》创刊号（1931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主力长征时，瞿秋白身患肺病留守中央苏区，组织上安排他继续负责《红色中华》的编辑出版工作。对于一个长期患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压力。但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工作。他与编辑韩进和袁血卒，以及原红中社秘书长徐名正等人一起继续出版《红色中华》，迷惑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
当时，为了保守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仍以中央机关报的面目出现，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版式不变，只是把报纸改署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编印。报纸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在报上透露红军主力远征的消息，使敌人不知红军的具体情况，不敢轻举妄动，有效延缓了敌人进攻，为红军主力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敌人进入苏区后扑了空，恼羞成怒，对红军游击队实行“清剿”，所到之处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公开叫嚣要“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还建立各种反革命组织和县、区各级反动政府，日夜寻门挨户四处追踪，妄图把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饿死、困死在崇山峻岭之中。
在形势非常严峻、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红色中华》仍接连原期数进行编号，每周出版3期，后来由于环境恶化，改为每周两期，最后每周一期。主要向中央苏区发行，但数量越印越少，最后仅有两三千份。
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央分局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停止集中作战。根据中央分局的部署，《红色中华》报就此停刊。现存最后一期中央苏区《红色中华》为1935年1月21日出版的第264期。2月26日，瞿秋白不幸被俘，6月18日英勇就义。《红色中华》也成为他办报生涯中的绝笔之作。
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1935年11月到达陕北，《红色中华》于11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由于转移到陕北的中央机关与中央苏区失去联系，不了解苏区继续出版《红色中华》的情况，因此，复刊第1期的《红色中华》延续长征前最后一期即240期的序号，从241期开始印发。报纸为4开4版，使用手写油印。
毛泽东十分关心《红色中华》复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撰写了题为《毛泽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的文章，随后还亲笔题写了报头。陕北版《红色中华》继承和发扬了中央苏区《红色中华》的办报风格，充分发挥了红色政权的舆论宣传作用。
1937年1月29日，基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国共联合抗日的需要，中央决定停止出版《红色中华》，改出《新中华报》。至此，《红色中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红色中华》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是中央苏区出版事业的标志性刊物，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主要舆论宣传工具，是引导人民群众支持革命、投身革命的航标，见证了中央苏区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为巩固、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