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五千里》
“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1936年，《字林西报》出现了关于红军长征的消息。这份由英国商人于1850年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有“东方的《泰晤士报》”之称。由于经常对中国政局与中外关系发表意见，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所以当时红军队伍中不少人认为，《字林西报》此举虽是在破例惊叹红军的奇迹，也是在嘲笑红军的“粗陋无文”，写不出描写长征壮举的著作。
事实上，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35年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政府持续9年的新闻封锁和虚假宣传，使得世人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诸多的猜疑和误解。正如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所说：“在世界各国中，恐怕再没有比中国红军更神秘，被传述得更扑朔迷离的了。”因此，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纲领，做好对外形象的宣传工作，把红军和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告诉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一个首要任务。
1936年春天，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个人日记、回忆、文件等，以澄清社会上的谣传。到了7月间，美国记者斯诺来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极好的机会，把红军长征宣传出去，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8月5日，毛泽东与总政治部负责人杨尚昆联名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函件：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做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9月5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抗战出版社1937年出版
同时，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向各部队首长发出电报，称：
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1]
党的领导人亲自发出倡议、公开征稿，红军将士们热情高涨，纷纷积极响应。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完成这样的出版工作谈何容易？征文消息发出后，征编人员曾一度担心稿件的数量和质量，“我们仍放不下极大的担心，拿笔杆比拿枪杆还重的，成天在林野中星月下枪林里的人们是否能不使我们失望呢？”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8月中旬已有来稿，接着稿件源源不断地被送到编辑部，到10月底已收到稿件200多件，50余万字。写稿者中既有从事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亦有持枪扛炮的“赳赳武夫”，更多的是参加红军后才开始接受文化教育的普通战士。他们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描述长征途中亲历之事，记录长征中如何浴血奋战、抢险飞渡、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如实展示了长征的真实面貌。可以说，这是一次由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集体写作活动。
为做好编辑工作，军委总政治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等承担编辑工作。编辑委员会以“尊重原作，酌情修改”为原则，对稿件进行了采录、整理和加工。经过半年的努力，1937年2月，《红军长征记》（即征文所说《长征记》）在延安编辑完成，最终选定100篇文章、10首红军歌曲、“乌江战斗中的英雄”等英雄榜2张，以及“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等4张表格，形成了初稿，定名为《二万五千里》。
《二万五千里》全稿编定后，由于抗战需要，一些编辑人员奔赴前线，使得编辑人手短缺，加之当时延安艰苦的条件和紧张动**的环境，稿件一直未能付印。为了后续出版和存档，编辑委员会组织人手对《二万五千里》全部定稿进行了誊清复写。其中一部留存于延安总政治部，另外一部曾被秘密送往上海，计划于上海出版，后来由于局势变化未能如愿。另一方面，1937年5月，地下交通员董健吾根据从延安带出的一部分《红军长征记》材料，撰写了《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发表在上海人间书屋7月5日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轰动。七七事变后，冯雪峰奉命回延安，将《二万五千里》的誊清稿交给谢澹如保管。1962年谢澹如去世，家属将誊清稿交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2006年得以影印出版。
红军《长征记》的征稿始于陕北瓦窑堡，编辑工作在保安县，最后在延安编定完稿。斯诺1936年在陕北根据地采访期间，就曾翻阅过红军正在编写的长征稿件。在10月离开陕北时，他携带了“十几本日记和笔记，三十卷胶卷——是第一次拍到的中国红军的照片和影片——还有好几磅重的共产党杂志、报纸和文件”。其中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稿件。
后来，斯诺根据陕北根据地采访的记录和征文初稿，撰写了《长征》（LongMarch），在美国《亚细亚》（Asia）杂志上连载。这两篇文章的中文版由上海复旦大学《文摘》杂志社组织翻译、编辑、出版，以《两万五千里长征》为题，1937年11月8日至1938年1月18日在《文摘战时旬刊》分5次连载。并于1938年1月1日列入“文摘小丛书”，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二万五千里长征》单行本图书。
1942年11月，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八路军总政治部将留存于延安总政治部《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排版印刷，改名为《红军长征记》，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少量发行。《红军长征记》在延安内部印制以后，朱德曾亲笔签名赠送一套给斯诺，后来被斯诺带回美国。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辑出版的内部读物《党史资料》，选载重印了《红军长征记》的大部分内容。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选取《二万五千里》中的51篇文稿，另收入《救国时报》编辑的《长征记》（即陈云所著《随军西行见闻录》与杨定华所著《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的合稿），将此书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公开出版。从此，红军长征的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妇孺皆知的传奇史诗。
《二万五千里》是由长征亲历者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原始记录，它真实、质朴地呈现了长征的最初形态，向世人讲述了独一无二的长征故事，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使红军长征精神广为人知，是一部当之无愧的“英雄史诗”。
[1] 丁玲主编，董必武、陆定一、舒同等：《红军长征记》，毛泽东、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