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教职更影响他学术地位的建立。此前，黄仁宇仅出版过一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两部已完成的书稿《中国并不神秘》（ChinaIsNotaMystery）和《万历十五年》（1587, AYearofNoSignificance），在美国的出版都极为不顺利，他能够成为一位重要历史学家的前景一片阴霾。解职无疑雪上加霜，“有威望才有资格提贡献，我却在这个关键时期被一个小学校解聘……这显然无法建立我的可信度和影响力”。
美国出版业有严格的类型划分，以便于商业上的推广。黄仁宇夹叙夹议的写作风格，介于学术出版与大众出版之间，无法定性，这是被拒绝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来自学术界的异议。黄仁宇在著作中采用一种“大历史观”的思路和方法，堪称美国历史学界的异类。
何为“大历史观”？黄仁宇解释：“我的研究手法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学家：我将中国现代史的底线再往前推数百年，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前夕开始；讨论时事时，会牵涉到社会关系和思想史，这就是我说的大历史。”也就是说，阐明一个历史问题时做长时段的整体历史研究。这与同时代欧洲大陆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心有灵犀，可惜在美国还难觅知己，以致出版困难重重。
黄仁宇似乎陷入了罗生门。“因为我不是权威，所以无法出版一本我觉得重要的书。但如果没有出版具有影响力的书，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权威！”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将《万历十五年》书稿译成中文，送回了中国。1979年，《万历十五年》英文版终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还没有在东方世界泛起波澜。
傅璇琮接到黄苗子的信后，立即通读书稿。20多天后的6月16日，他写好审稿意见，肯定书稿“着眼点是较广的”，有出版价值，又提出文稿有累赘、词不达意及不宜发表的言论等问题。傅还特别提出建议，请别的同志“再审阅一遍，共同商量一下”。
这样，中华书局安排古代编辑室另一副主任魏连科再审。9月22日，两人联名报出审稿意见：原则上接受出版。但出版社一位领导认为“不宜接受”，因为国内还有许多书出不过来。关键时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赵守俨一锤定音：同意出版。这天是9月24日。
《万历十五年》中文版最终出版日期是1982年5月，距离项目启动已近3年。3载寒暑，对于这本不算太厚的书，并不是很短的时间。除了当年铅字排印较费工夫，主要时间花在文稿的修改上，修改硬伤之外，疏通文字是一大项。
黄仁宇说“笔者离祖国已逾三十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三十年来祖国的语言又有了不少的发展，隔膜更多”，加之书稿由英文自译成中文，洋腔洋调之处也不少。傅璇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请来自己北大同窗好友、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的沈玉成，给书稿来一次全面的文字加工。加工润色后，还要越洋寄给黄仁宇核准，这样来来往往1000多天，沈玉成为该书的成功作出很大贡献，以至于黄仁宇执意将稿费的三分之一付给沈玉成。
1982年初版后，《万历十五年》迅速热销，中国台湾地区学界反响强烈，日本、韩国也很快翻译出版。相比于在美国出版的艰辛历程，中国给予了黄仁宇更多的温情和支援。从这本书开始，他真正建立起作为历史学家的世界性声誉。
甄别、承载、支撑有价值的思想，帮助其发挥独特的光亮，出版工作这种无私的利他性，在黄仁宇和他的《万历十五年》上，又一次表达得淋漓尽致。
回看《万历十五年》的畅销魅力，正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叙事方法、平白晓畅的行文风格，使供少数专业人士阅读的历史学著作赢得了一般大众读者的青睐。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学术出版大众化。
[1] 注：原文有误，应为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