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1982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大历史观”的写作思路，给历史学研究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历史学著作也前所未有地进入大众喜爱的畅销书行列。
中华书局1982年一版一印27500册，出版后旋即一售而空，2006年中华书局又推出新的文字本、图文本两个版本；而在199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也取得《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大陆的版权，发行了三联版。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该书出版40余年累计销量300余万册，创下历史类读物畅销纪录。
在出版效率大大提高的今天，年轻一代可能会忽略掉七八十年代铅字排版、纸张紧缺下的出书困难。不仅如此，这还是一本外国人的书，有一定政治风险。回想当年，中华书局出版《万历十五年》，还颇费了一番周折。事情要从中华书局编辑傅璇琮1979年收到黄苗子写来的一封信说起。信是这样写的：
璇琮同志：
美国耶鲁大学[1]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第一次寄书稿来时，金尧如同志知道。表示只要可用，就尽快给他出版。这样做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并说陈翰伯同志也同意他的主张。但书稿分三次寄来，稿到齐时，尧如同志已离开了。
现将全稿送上，请你局研究一下，如果很快就将结果通知我更好，因为他还想我请廖沫沙同志写一序文（廖是他的好友）。这些都要我给他去办。
匆匆即致
敬礼！
苗子
五月廿三日
《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初版本
信中提到的金尧如，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此时已调往香港《文汇报》任总编辑；陈翰伯则是文化部出版局的领导。廖沫沙曾任中共北京市委领导，是与吴晗、邓拓一起用“吴南星”笔名写作《三家村札记》中的“星”，此时刚刚平反。他与黄仁宇相识于1938年，两人同在田汉领导的《抗战日报》当编辑，朝夕与共以成莫逆。
黄苗子是画家、作家，文化界的名人。傅璇琮当时是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两人交情很好。《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与黄苗子的妻弟郁兴民（哈维）相识。1978年，供职于IBM的郁兴民回国开拓市场，于是黄仁宇托其在国内寻找出版商。经过黄苗子引荐，中华书局有了初步出书意向。
当年3月27日，郁兴民打电话给黄仁宇，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然而，黄仁宇当日心情沉重，毫无喜色。因为同一天，校长办公室打来电话，要他第二天去见校长考夫曼，讨论“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黄仁宇心中明白，这就是要解聘他的消息。
黄仁宇有传奇的人生经历。他本是行伍出身，参加过驻印远征军，也有优秀的文笔，为《大公报》写过多篇战地报道。1946年被保送美国陆军参谋大学，1950年以少校身份退伍再次赴美求学，选择历史学为终身志业，终于在1964年取得博士学位，指导老师之一是余英时。他在纽普兹大学的教职也由余英时偶然机会介绍而成。黄仁宇曾半戏谑“如果航空公司职员没有让特定的两位人士在特定的班机上紧邻而坐，我很可能避免被解聘的命运”，指的是1967年余英时在飞机上遇到纽普兹区域研究系主任彼得·莱特，促成他在纽大13年的执教。
60年代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70年代进入滞胀危机，失业率高企。黄仁宇的就职和解职正好呼应了经济周期。实际上，并非黄仁宇学术水平有问题，到1979年欧美史以外的研究领域全部被砍掉了，黄仁宇是最后一批被遣散的历史系教授。
失去教职的困顿，给已经62岁的黄仁宇带来巨大经济压力，他不得不申请救济金过活。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致命一击，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