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生长期短，贮藏期却长远，而且搁置越久越甜脆。熟之于秋冬之交，贮存也怯热怯寒，九里天，是特意贮之于水井半中腰拐进去的地窨子里，地窨子位于封冻层与地下水水平之间，永是恒温，主人家坐在“吱扭扭”作响的辘轳木桶里秉烛上下，随吃随取，十分便当。可也得留神，千万别让那醺醺酒鬼坐木桶进入地窨，红薯染着酒气极容易溃烂，溃烂中比散发出酒鬼作呕的难闻气味儿。若是存放得法，红薯直可与翌年结下的新薯接住茬哩，仔细些的人家，长年四季都会有鲜艳硕大的红薯待宾客，赠亲朋。
国家困难时期，粮食太紧，关中许多粮站有一度索性用四斤红薯顶替过一斤粮食。个儿大的红薯一个就有四斤重，一天内粒米不进，只切食这个红薯，将就一天两天可以，延续之四天五天，肠胃里就很不妙了。红薯属于菜、粮食间的中介品，倘是硬要晋升到主食地位，难免有烦人之时。天地造物，最讲究搭配合理，运用得宜。不论丰年还是歉岁，将红薯置于主食的辅助地位，它便注定是尤物，是上品。
我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关中子弟，在我的半生阅历中，红薯确是烙下过一些很难抹杀的印记。后来投笔从戎，远走他乡，辗转到千里外的兰州工作，而我的妻子仍留在故乡。记得有一个深秋，我回家探亲，一夜醒来，旭日红窗，小女儿尚在酣睡，身边的妻子却不见了影踪。我正在纳闷，虚掩的门轻轻开了：妻子捏着短镢，挎着竹篮，篮底尽是拳头、核桃大小的红薯残片，在小渠清水里漱洗过了，红艳艳的水嫩嫩的。她嫣然一笑：“霜降刚过咱队里的红薯还没出土，邻村生产队昨晌午出过了。我到人家地里拾了些回来，别嫌散碎，你先尝尝鲜。”她知道陇上不出产红薯，更知道我小时候就爱吃红薯。晓起下地，野径上的莹莹露珠湿透了布鞋布袜，下半截裤管也水淋淋的，小镢上沾有泥水，鬓角上沁一层细汗……
人生如流水，这都是渐渐遥远的往事了。往后，妻子儿女也随军迁徙到兰州，在兰州一眨眼又是十年。
红薯耐旱耐碱，贪暖喜光，离开关中再往北、往西，因为无霜期短，似乎就不再种植。一斤红薯在关中三五分钱，在兰州街上泥住一个盛过柴油的大铁桶烧烤个半焦半黄，香味洋溢，一斤要七角八角哩。价钱够贵了，可我那妻子只要看见，就非买不可。买一堆儿用手帕儿拎回去全家受用。每当此时，我便深深感到土地在人的精神上打下的印记是有形无形的，同时也是隽永而强烈的。西北偏僻地方从未见过红薯的人家，还有城市高级宾馆里动不动和珍馐佳肴打交道的人儿，遇见红薯，恐怕就不会有这样一种兴趣、感情。只是用口腹嗜好来解释，是不成立的。
有一天，家里来了位书法家，我们请他留下一帖横幅。他问：“写什么话好呢？”
我未想妥，妻先答道：“就写‘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吧。”
“这不合适。我不是什么官嘛。”我驳她。
她笑了，坚持己见：“人家古代的县太爷还念叨红薯哩，我们这条幅你选择别的诗词也行，只要有‘红薯’这两个字。”
土里土气的红薯太平庸了。别的文雅的诗词里哪会有这两个字呢？……
啖 蟹
/陆蓉秀/
我认识螃蟹，是小得还赖在爸妈**睡的时候。那天半夜，我听见有坏人摸进房里来，窸窸窣窣的，拉开帐门举刀要砍。我惊叫起来，原来是个梦。但那窸窸窣窣的声音依然清晰可闻。我把妈推醒说：“听，有坏人进房了。”妈侧耳听听，笑说：“那是蟹。”我不懂，妈把我抱起来走到屋角一个大缸边，掀开木盖，见湿蒲包下的是吐着泡泡的“怪物”。以后如何处置它们已完全没有记忆了，后来我如何从通蟹腿到嚼蟹身也没印象了。总之，我学会了品螃蟹的鲜味，并十分喜欢食蟹后的一碗姜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