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传统的文化发展模式，《易经》如此经典的书籍，一定会不断地被学习、研究、发展、运用。而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假设。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到了研究的行列中。
而随着研究队伍的越来越庞大，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风格与流派。有古易、汉易、魏晋易、唐易、宋易、清易、现代易等不同阶段易，也有京氏易、王弼易、程颐易、朱熹易、船山易等不同风格易，还有象数易、义理易等不同流派易。
俗话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这么多的研究流派、研究风格中，人们就各取所需，各得所取。也就因此将《易经》由“1”发展到无穷，充分展示了《易经》作为源头活水的“母“性。
儒家从中看到了“仁“，道家从中看到了“道”；帝王从中看到了“治”，政客从中看到了“策”；而到了军事家的眼中，《易经》里面则布满了阵法与战略；轮到医学家来研究，他看到的是“阴阳”，脉象，相生相克；再等到经济学家一翻这本书，他却看见了曲曲折折的经济走势曲线……
是他太玄妙，还是他太精深？为何人们都这么相信他，还广泛应用里面的卦象、言论？
这本薄薄的书，囊括的东西太多。他集中国古代天理、命理、圣理、数理、哲理、心理、文理于一体，对哲学、数学、史学、美学、逻辑学、经济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文艺学等都有研究。
严格地来说，《易经》属于中国古代的哲学范畴。他解释了宇宙普遍规律，对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都有指导意义。所以，历史名人几乎和这本书息息相关。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特别喜好研究《易经》，甚至出现了“韦编三绝”（勤于读书到连接竹简的绳子都断了很多次）。
即使是这样，孔子还感叹“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并且曾经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儒家创始人、也是被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者尊为圣人的孔子，他那样大彻大悟、大智大慧，仍然对于《易经》流连忘返、乐此不疲。
由此，可以看出《易经》里面蕴含的内容，既有古代的愚昧，也含文明的智慧；既有唯心的神秘，也有唯物的辩证…所以，对于他推断出的种种预言，我们不该武断地归为唯心还是唯物，而该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
王弼，一个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的短命书生，却是一个研究《易经》的集大成者。据记载，王弼小的时候最喜欢读的书就是《老子》和《易经》。加上他的天才成分，他详尽地对《易经》作了注解，因此还扭转了《易》学发展的方向。
当时，由于《易》学发展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死板僵化现象不仅越来越严重，还既繁琐又支离破碎。王弼此时的研究给《易》学注入了新鲜空气。
这在某些宣扬“有神论”者眼里是一件“命中注定的事情”。他们认为正是当时“易学”支离破碎的研究“曲解”了“上天的旨意”，王弼才应运而生。否则，为什么他那么短命？
这都是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说法，科学不可能根据一个人命的长短与贡献大小是否匹配，来对他的出身妄加评价。王弼命虽如昙花，但芳香尽留人间。
首先，他提出了《易》学核心所在的“得意忘象”观点。《易经》的“象”指的是爻象和卦象，而“意”指的是卦象包含的深刻含义。在王弼看来，《易经》的“意”才是核心，“象”和指代卦辞和爻辞的“言”，都只是为了得到“意”的辅助工具，所以应该使用他们之后就把他们忘掉。
为此，他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象”和“意”的关系，就好比是捕鱼的“筌”和“鱼”，如果捕到了鱼，那么“筌”作为工具就成为了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废物了。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寻言以观象”“寻言以观意”的具体方法，也就是根据卦辞和爻辞来理解卦象和爻象，再进一步体会深刻内在含义。
其次，他还对于《易经》的传播和流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起初，经和传是分开流传的，虽然之后也有学者力图将两者结合，但直到王弼才完成了集大成的任务。他将《易经》和《易传》合一，极大方便了《易经》的阅读和研究，也帮助人们从原始《易经》巫术符号的象征体系中走向了《易经》哲学的高度认识。
王弼虽然在世间留下的足迹很少，但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印迹，足以见他对于历史的贡献。难怪根据史料记载，魏晋时期喜爱谈《易经》的太原王济看王弼《易注》后说“见到这本书以后，领悟很多。”
但是当时的王弼，虽然扫除掉了《易经》中许多解易原则，却没有与时俱进，给《易经》增添适合他那个历史时代的内容。
再到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易》学发展逐渐成熟起来。
宋明时期，可谓是古代《易》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而著名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易》学哲学体系。
在理学大师朱熹的眼中，前人对于《易经》的解释都不正确。他认为前人不是凭着圣人本身的圣意在解经，而是节外生枝，根据自己主观臆想生出了许多“象数”，导出了那些许多的“道理”。
因此，朱熹著作了《周易本义》这本书。提出：《河图》、《洛书》是画卦的根据，因而他们是《易经》的源头；六画卦是伏羲所画，卦辞是文王所作，爻辞为周公所作，传则是孔子所作，因此提出“世历三古，人更四圣”等。在这本《周易本义》中，朱熹甚至不仅采用了“取向说”，还采用了“爻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