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钱色总是相伴相生的，有权就有钱，有钱能买色，钱色又能谋权。这使张卫民想起一个被诉说千百遍的故事：一个外国记者到山区采访，问放羊娃放羊干什么，答曰挣钱；次问挣钱干什么，答曰讨老婆；又问讨老婆干什么，答曰生孩子；再问生孩子干什么，答曰放羊。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人们表现出的无非是痛心疾首、无奈、不屑，但更多的则是嘲笑——多么可悲啊，落后的农民，一个放羊——挣钱——放羊的怪圈！
然而一些自诩为“人民公仆”的领导干部，他们同样陷入到了一个为人不齿的怪圈。有人就有这样的高论，他说：“搞大量钱，是为了我能做大官；做了大官便可以继续搞到钱；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之高升。”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贪官描绘的他的人生轨迹：挣钱——做官——挣大钱——做大官。如果说放羊娃的人生价值是放羊，那么那些贪官的人生价值无疑就是做官捞钱，也是一个轮回，也是一个怪圈啊。
然而张卫民现在也陷入一个怪圈，一个送小钱——换多钱——送大钱——换更多钱的怪圈。在这个非常现实的社会中，他像一片随波逐流的浮萍，在波涛汹涌的时代暗潮中旋转，虽然没有迷失自己，然而他却很无奈！
每每这个时候，他就这样宽解自己：“目的高尚可以忽略手段的卑劣。”
张卫民像一只陀螺，在县城的大街小巷“旋转”个不停。
他将高岭村的村情、发展的项目、困难户的情况、年终总结、第二年的工作计划都打印成册，一摞材料一摞材料的向有关部门散发，诸如：修路的报告送县交通局，受灾和扶助困难户的报告送县民政局，造林的报告送县林业局，山区小水库整修的报告送县水利局，发展无性扦插茶苗项目的报告送县科技局和县农业开发办……
所有报告的标题都是：“请求解决×××资金的报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钱。有时候他感觉自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犬，在各个管项目、管资金的县直机关中嗅来嗅去，一“闻”到“钱味”就异常地兴奋，报告就会在第一时间出炉，交到相关领导的手中。
根据高山乡的有关规定，搞到项目资金的有奖励，奖励的标准是争取到资金的百分之十。去年乡武装部陈部长争取到了四万元扶贫救助资金，乡里仅开支了一些差旅费及招待费，按照政策，乡里奖励了陈部长四千元，这件事乡干部们一直津津乐道，恨不得自己也有些社会关系，弄几个钱来花花。高玉虎一直强调：“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渠道，只要能争取到资金，乡政府一定按标准奖励到位，有重大贡献的将提高标准，所有开支由乡里支付。”
在村两委会上，张卫民把这个政策跟大家宣布了，并说如果哪位村干部能争取到资金，村里将提高标准奖励，但他表示自己除外。他们表面上讲了一些客套话，其实心里是巴不得的，希望他能够给他们多搞钱，像一台印钞机，只会生钱，却不能享受。当着村两委的面，张卫民郑重表态：村里的钱不会乱花一分的，所有送红包的钱不经手，争取到的钱不享受一分，三年他不占村里一分钱便宜，这就是承诺，一个下派干部的承诺，一个共产党员庄严的承诺！
从此，每天张卫民的摩托车上多了一个人，那就是雷鸣。张卫民毕竟以前在县城里工作过，认识不少单位的领导，他想多带雷鸣走走，多熟悉一些单位，“关节”打通，“路子”走顺，对于今后高岭村的发展有好处。报告递交到相关单位后，他们不时地去打探消息，得到的结论：“我们还没有研究”。
一位精于此道的“内行”人指点张卫民：“你这样是不行的，像你们这样的报告我们这堆成几人高呢，没有人会重视的。张书记，你真想为群众做点事，搞点钱发展，除县直机关领导愿意支持外，最低也要找分管的副县长，如果有关系，找到副书记就更好了。”
张卫民说：“副县长管审批权不是更直接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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