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我是在屈辱中渡过的。父亲体弱多病，上面还有几个哥哥姐姐。当时到处饿死人，父母实在无法可想，打算将我送人。送的人家都找好了，可临走时，母亲反悔了。原因是来带我走的人忘了准备一根吊背背带。母亲想，这个人连一根吊背带都舍不得花钱买，他能对儿子好吗？咬咬牙，把我留了来。家里穷，亲戚瞧不起，经常遭受邻居的欺负，童年的我养成了一种特别孤僻的性格，怕见生人，更怕见熟人。一碰见熟人就绕道避开，实在避不开，勾着脑壳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等人家走远了，才敢抬起头……就这样，得了个绰号叫“勾脑”……
当时的医疗条件差，加上穷，有个三病六灾的，母亲便给我喊魂。母亲在外面喊，父亲在屋里应。有时则备一把捞箕，喊一声，在水缸里捞一下。母亲还无师自通用一些土法给我治病。眼睛红肿发炎用海带蘸上水敷。感冒伤寒不是扯痧，就是炒了大粒的盐，用布包了，在脚肚上揩来揩去。夏天生了疮、出天花水痘，在田埂上扯了麦杆子草捣碎，涂得红红蓝蓝。有一回我生了病，整日烧得晕晕糊糊，半睡不醒，觉得自己是一粒小小的电子在电线上慢慢地爬着，爬呀爬，电线突然断了，整个人向无底的深渊掉去……
但我又是幸运的，因为有一双爱我的父母。我家有兄弟姐妹五个，老大比我大九岁，最小的妹妹比我小八岁。我的父母很爱孩子，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从来没有打过孩子。我的父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一肚子的故事，只要有空就给我讲，“什么薛仁贵征东”呀，“穷十代翻身记”等等。一讲，就记住了，再讲给小伙伴听。六岁时，我就进了小学读书。尽管红卫兵闹得凶，好多高年级的学生举着红旗和毛主席像在公路上拦汽车，我还是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里读了几句书。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我在班上总是数一数二。尤其是到初中时期，经常被语文老师请到房里，帮他改同学们的作文……高中后，形势变了。一会儿批“修正主义路线回潮”，一会儿“学习黄帅”，接着一个“马振浮中学事件”把所有的想读书的学生和想教书的老师，一下子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社会实践代替了课堂教学，不要考试，连数学作业都变成了糊纸盒子。不讲成绩，我这样的小“勾脑”失去了优势，个子矮，皮肤黑，上体育课抢篮球不到，加之班上有个同学的名字与我父亲同名同姓。那家伙天天嘻嘻哈哈地对小我说：“你叫我的名字罗……”搞得我很是自卑……于是躲到图书堆里看小说。上课看，下课看，放学回家的路上也看，回到家里晚上还看。我一个人垄断了班上六七个人的借书证，几乎是每天看一部小说。
高中毕业时，我才14岁，就回到了农村。刚毕业那阵，队上就派我到云阳山脚下望水沟修水库。年龄小个子矮吃不消，干了一阵被退了回来。第二年，进了大队办的红砖厂做砖坯。这活特累，但除了工分外，一天有几毛现金的进项。此时，哥哥成了家分伙另住，姐姐出嫁了，父母带着我和两个妹妹相依为命。父亲三天两头生病，有好几次差点“走了”，母亲身体也不好，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1977年，我在队里当记工员，当时正在公社茶场挖茶山，听说恢复了高考，借了几本“文革”前的高中教材，利用出工休息和晚上翻了翻，匆匆上了考场，居然榜上有名。然而我犯了人生中第一个大错。高中时看书多，把眼睛看成了近视。亲戚们担心体检过不了关，暗地里找了个医生打招呼。体检时，眼睛倒没什么，体检表了记载“肝大一点五”。当时招生还没完全走上正轨，连肝功能化验都没有进行，肝大很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合格排除在录取对象之外。我这个“勾脑”真是“勾”到家了，找好的关系不用。不用说，这一回我是没戏了。一直到第二年，好学校录取完了，扩大招生面，我才跑到人民医院化验了肝功能，寄到省招生办，这才被县里的师范学校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