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言险而行违，必起众而成讼矣。）《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以谦让为务者，所往而无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由于争途者，必覆轮而致祸。）
《周易》中说道：“如果触碰到那些行为不规的险恶之人，就必然会引起争执。引起争执就一定会波及到众人。”《老子》中说道：“如果自己不去与人一争高下，那么天下都不能和你相争。”所以君子认为：千万不可以凡事与人相争的态度去对待事物。
是以越俗乘高，独行于三等之上。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空虚自矜，故为下等也。）有功而伐之，二等；（自伐其能，故为中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推功于物，故为上等。）愚而好胜，一等；（不自量度，故为下等。）贤而尚人，二等；（自美其能，故为中等。）贤而能让，三等。（归善于物，故为上等。）缓己急人，一等；（性不恕人，故为下等。）急己急人，二等；（褊戾峭刻，故为中等。）急己宽人，三等。（谨身恕物，故为上等。）凡此数者，皆道之奇，物之变也。（心不纯一，是为奇变。）
君子的言行超凡脱俗，独自高居在三等人之上。什么称之为三等呢？没有功德却自吹自擂的是下等人；有功德但过分炫耀的是中等人；有功德但不炫耀的是上等人。愚昧但却争强好胜的是下等人；贤明却自我崇拜的是中等人；贤明却能谦和礼让的是上等人。宽于律己、严以待人的是下等人；严于律己、严以待人的是中等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是上等人。凡是以上这几种人，都是事物的不同变化所引起的特殊表现。
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郡温县孝敬里（今属河南温县）人。后人多拿诸葛亮与司马懿比较，认为诸葛亮在内政方面是个治世之才，而外在的军事和识人用人之才不如司马懿。司马懿在世族垄断政权的社会中提拔了大将邓艾、石苞等出身低贱的人才，而蜀国到后期则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
三变而后得之，故人莫能远也。（小人安其下等，何由能及哉。）夫唯知道通变者，然后能处之。（处上等而不失者也。）是故，孟之反以不伐，获圣人之誉；（不伐其功，美誉自生。）管叔以辞赏，受嘉重之赐；（不贪其赏，嘉赐自致。）夫岂诡遇以求之哉，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岂故不伐、辞赏、诡情求名耶，乃至直发于中，自与理会也。）
只有经过历练懂得变通以后，才能达到别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所以这是一般人所无法领会到的。因此，孟子反而因为不自我炫耀功德，而获得圣人的美誉。管叔因为谦逊，推辞赏赐，而受到恩重嘉许的福泽。这并不是刻意去通过诡辩诈惑获得的，而是通过自然形成的美好品德所获取的。
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自损而行成名立。）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自伐而行毁名丧。）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不伐而名章，不争而理得。）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退让而敌服，谦尊而德光。）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独乘高于玄路，则光晖焕而日新，德声伦于古人矣。（避忿肆之险途，独逍遥于上等，远燕雀于啁啾，疋鸣凤于玄旷，然后德辉耀于来今，清光侔于往代。）
君子知道自我损抑反而有益的道理，所以自己谦逊退让从而获得功德和美名两方面的好处；小人不知道占一时之利会祸及以后导致损伤的道理，所以由于自我夸耀而使自己功名尽失。由此可知，不喜欢自我夸耀的人，别人自然会夸耀他；不喜欢与人争夺的人，反而会得到利益；对对手忍让谦和的，实际上获得了胜利；甘于处在别人下面的，最终将会高居别人之上。君子能真切地体察到争斗这条道路的错误和弊端，独自按照独特玄妙的道路去行走，以至于品质到达另外一种境界，日新月异，美好的道德也就足以和古人先贤并驾齐驱了。
【释评】
《释争》之篇很好地诠释了委曲求全的道理，本篇在人才的发展中明确了圣贤之才所应具备的素质——谦逊不争。这个理论很好地印证了老子所言“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人才在互相争斗的过程中只有以屈求伸，才可以很好地取得成功，而一个好的领导者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应该做到礼贤下士。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也应该做到不争，不去刻意地争强好胜，又要能适时地以谦虚为准，这样才可以有所作为。
《释争》之篇的理论已经超越了对人才方面的评析。不争，这个观点在任何领域，任何地方，面对任何人群，都可以运用，以求有所进步。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柔弱胜刚强。兵法之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这个道理。不争难道就是不与人争斗，不思进取吗？其实不然，不争，其实是最好的与人争斗的武器，可以沉心敛气，辨别先机，不立危墙之下，其境遇反倒比张扬强势要好得多。
在现今社会的经济浪潮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可谓异常激烈，而往往只有那些静心处世、分析得当的人，才可以力处上游，成为社会的弄潮儿。所以，在人才竞争的过程中可以很好地借鉴《释争》之篇的理论，人才不去与人争强斗狠，淡定处之，最后看准先机，以图大业。好的管理者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可以借鉴本篇的理论，在人才选拔中做到礼贤下士，虚怀若谷，这样人才便可尽为己用，大业才可以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