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知道现在他的腿怎么样了，”孟若太太接着道，一边梳着自己丝一般柔顺的长发，那褐发里现在已经有点点斑白。“上身他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腰以下他就根本不在乎了。不过想来医院里肯定见过不少跟他一样的。”
保罗已经把茶点都放好了，他给母亲切了两片薄薄的涂了黄油的面包。
“吃吧。”他说道，又给她沏了一杯茶。
“现在可别烦我！”她有些生气地对他嚷道。
“可是不吃不行啊。喏，都已经弄好了，吃一点吧。”他却不松口。
于是她坐了下来，把茶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了，面包也吃了一点。整个过程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埋头想心事。
又过了几分钟她就出门了。她要步行两英里半去凯斯顿火车站，给丈夫带的东西全装在网袋里，胀得鼓鼓的。保罗目送她上了树篱间的那条路——个子小小的，步子走得飞快。他的心在为她作痛，因为她又要再度面临一大堆痛苦和麻烦。而她在急切地疾步赶路的时候，也感到背后儿子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感到他在尽力为自己分担，甚至是帮她整个撑住。在医院里，她想道：“要是告诉儿子情况有多糟糕，恐怕他会受不了的。我最好还是少说点。”可是等到她吃力地往家赶的时候，她却觉得儿子肯定会愿意上前为自己分忧的。
“情况很糟吗？”她才进屋，保罗就问道。
“反正够呛。”她答道。
“怎么了？”
她叹口气，坐了下来，一边解着帽带。儿子看着她微微仰起脸，用自己小小的，因为整日劳作而变得干硬的双手解着颌下的那个结。
“可是，”她答道，“也算不上危险。不过护士说砸得很厉害。是这样子，有块大石头掉下来砸在了他腿上——这儿——砸成了开放性骨折，有些碎骨头片戳了出来。”
“啊——真是太可怕了！”孩子们发出惊呼。
“而且，”她接着道，“他自然就在那里嚷嚷上了，说他要死了——要是不嚷嚷就不是他了。‘这回活不成了，我的小姑娘！’他见了我就这么说。‘别傻了！’我跟他讲，‘只是腿断了，死不了的，砸得再厉害也要不了命去。'‘我得装在棺材里才能出得去了。’他叨叨着。‘好啦好啦’我说，‘等你好了，也可以躺在木头箱子里让人抬了你去咱们的花园。别人巴不得你赶紧好了滚蛋呢！'‘要是对他有好处我们也会干的。’护士长说。她人好得很，就是看上去严厉。”
孟若太太的帽子终于摘下来了。孩子们一声不吭地等着她往下说。
“不管怎么说，这回是够糟的了，”她接着说道，“而且一时半会儿的好不了。砸得很重，失血很多，而且，当然了，这种骨折也挺危险的，根本不知道是不是能复原好。还有可能发烧，长坏疽什么的——如果恶化的话可能很快就不行了。可是，他的血一向很干净，肉长起来也很快。我觉着没理由会恶化。当然，有个伤口——”
她的情绪上来了，心里有点发急，脸色惨白兮兮的。三个孩子意识到父亲的状况有多糟糕了，大家都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担着心。
“他会好起来的。”过了一会儿，保罗说道。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母亲道。
大家一声不吭地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他看上去也像是要了半条老命。”她说道，“不过护士长说那是因为疼得厉害。”
安妮拿走了母亲的外套和帽子。
“我走的时候他就眼睁睁地瞧着我！我说：‘我要回去了，沃尔特，要赶火车去——孩子们还在家里。’他就直勾勾地看着我，很难接受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