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张泓所撰的《滇南新语》中记载当时普茶的形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制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
清代道光年阮福写的《普洱茶记》记载了普洱茶作为贡茶的情况。阮福，字赐卿，号喜斋，清仪征人，居扬州。官至甘肃平凉知府，候选郎中。因为擅长考据，所以在他写《普洱茶记》时，首先从文献上对有关记录普洱茶的相关文字进行了梳理，像《云南通志》、李石的《续博物志》、檀萃的《滇海虞衡志》等文献，阮福都对其中记录的关于普洱茶的语句进行了归纳整理。并对《贡茶案册》中记载的有关普洱茶进贡宫廷的细节诸如产自何地、采摘时令、制作标准、成品重量、由什么机构办理、进贡哪些茶品及每年所用经费多少都做了明确记录。当下《贡茶案册》多已不存，亏了阮福的记述，否则我们很难知道那些当年的细节。现在普洱茶复兴崛起，成为人尽皆知的名茶，各种普洱茶著作、文章纷纷面世，让人目不暇接。但是迄今为止，依然没有一篇文章能和阮福的这篇800字小文相媲美。阮福真是普茶之福。
阮福在《普洱茶记》中写道：“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又说：“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大家注意，此时皇帝喝的普洱贡茶还是蒸青绿茶、高等级芽、蕊绿茶与茶膏，并非今天的普洱茶。进贡任务完成后，允许民间贩卖的那种“外细内粗”，被称作“改造茶”的又是什么茶呢？
行文至此，我们来讨论一个有关普洱茶茶性的问题。民国时有一位叫柴小梵的人，他写过一本书名叫《梵天庐丛录》，内容为明清遗闻掌故、秘闻轶事、名物考据等。192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售，极受欢迎。在《梵天庐丛录》中有这样一条关于普洱茶的文字记录：“普洱茶产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我们都知道，云南普洱茶属于大叶种茶类，茶多酚、咖啡碱的含量很高，味苦性寒。正如清代著名医学家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中的记载：“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逐痰下气，刮肠通泄；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但是《梵天庐丛录》中为什么会对普洱茶有性温不寒的记录呢？性温不寒，这不是发酵茶的特点吗？清末就有了普洱熟茶了吗？普洱熟茶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有的吗？这些问题不弄明白，就不可能对普洱茶有完整清晰的认知。
大家不要以为自古就有我们现在喝的普洱熟茶，普洱熟茶是1973年才在昆明试制成功的，而且当时压的是砖茶，不是饼茶。因为当时的产品是试验品，经验不足，故压出的茶砖较厚，这就是被市场炒得火热的“73厚砖”。作为试验品的“73厚砖”数量很少，但它在市场上层出不穷，想想看，能买到真砖的可能性有多大？
那么《梵天庐丛录》为什么会对普洱茶有性温不寒的记录呢？想搞清楚这件事，我们还得要感谢那位清朝的才子阮福了。阮福在《普洱茶记》里讲得很清楚，当时云南普洱茶在把高等级的绿茶向朝廷进贡之后，余下的等级较低的夏秋茶和粗老茶经商贩们的手在民间贩卖。我们要说的就是这里的入商贩之手，外细内粗，允许在民间贩卖，供民间所饮用的紧压茶——“改造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