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茶”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代谢肇淛的《滇略》卷三中，书中写道：“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谢肇淛是在万历年间到云南担任右参政的，他认为云南没有好茶，不是因为云南不产茶，而是不懂得制茶的方法。制出茶叶也不懂得如何烹瀹品饮，等于无茶。但当时云南无论有身份的士人，还是没地位的庶民，都饮用普茶。在来自文化繁荣地区的谢肇淛看来，饮普茶，只不过比喝白开水强一点而已。
谢肇淛是福建长乐人，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明代博物学家、诗人。入仕后，历游川、陕、两湖、两广、江、浙各地名山大川，博学能诗文，所至皆有吟咏。所著《五杂俎》为明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博物学著作，《太姥山志》亦为其所撰。谢肇淛具有唯物主义观点，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很多人都认为谁要是被雷电击中了就说明他做了坏事，受到了老天爷的报应。而谢肇淛认为雷电击人，不过是被人恰巧遇上而已。通过观察，谢肇淛发现他家门前的大树每年春天都要被雷电击中，所以他认为雷电击物或袭人是有规律的，“雷之蛰伏似有定所”。他的观点是，如果说老天爷是有目的地使用雷电击人，那么枯树被雷电所击，难道它也做了什么错事因而遭到报应吗？谢肇淛还严厉地驳斥因果报应的思想，这在当时看来是离经叛道的。
作为好茶之人，我们在习茶过程中应该牢记谢肇淛的这种求真、求实思想，不要人云亦云，现在很多朋友对某些茶的根本口感已经偏离了，被市场，被“大师”，被情怀，被文艺，带偏了。好茶之人应该回归初心，寻求茶本真的味道。
“普洱茶”三个字，见于文字的最早记录是在明代方以智所撰《物理小识》中，书中记道：“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那时普洱茶是“蒸之成团”，且销往藏区。明人王庭相作《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
清雍正七年（1729年），在云南实行改土归流。（即把少数民族土司管理的方式改为政府官员管理方式。土司即原民族的首领，流官由朝廷中央委派。改土归流有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时加强中央政权对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管理）政策的云贵总督鄂尔泰向雍正上奏：“睿鉴事窃服：云南元江府所辖车里、茶山地方，幅员辽阔至二千余里，摆夷、窝泥等狡诈犷悍，反复靡常……请于普洱设知府一员，钤束化导，并管征解钱粮地方诸务。思茅接壤茶山，系车、茶咽喉之地，请将普洱原设通判移驻思茅，职任捕盗，经管思茅、六茶山事务。从前贩茶奸商重债剥民，各山垄断，以致夷民情急操戈。查六茶山产茶每年六、七千驼，即于适中之地设立总店，买卖交易不许客人上山，永可杜绝衅端。”鄂尔泰所请获准，遂设普洱府，自此官方始垄断六大茶山经营。
清雍正年间，普洱茶作为贡茶开始进入宫廷。官府采办贡茶很严格，讲究“五选八弃”，即选日子、时辰、茶山、茶丛、茶枝，弃无芽、叶大、叶小、芽瘦、芽曲、色淡、食虫、色紫。其后普洱茶名声大振。乾隆时檀萃的《滇海虞衡志》里已有“普洱茶名重于天下”之语。道光年阮福所著《普洱茶记》也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