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研究历史的眼光看起来，我们现在所受的痛苦，一部分固然或者还是由于我们的努力不够，但大部分或者还是因为历史上的必然。以美国之富强，胜利以后至今也还没有恢复常态。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已经胜利，却决不是已到了休息或者“惬意”的时候。存了这样的想法，我们也许就不至于太悲观了。
我们应当研究我们的缺点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人才吗？学问吗？然后努力加以克服。也许我们要再吃五年或者十年苦，但是如果只吃苦而不作探讨和研究，那么吃苦的时间只会更延长。我们文化界、教育界应当在这五年十年之间咬紧牙关、尽力挽救和改善目前的局面。如果我们自己先就悲观，觉得世事不可为，那么国事真更将令人悲观、令人觉得不可为了。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本是一个可大可小的题目，今天希望在一点钟以内讲出来。在讲本题之前，我愿提一下刚才主席（阎子亨君）介绍词里的话，他说我过去在政治上的主张与公能学会的精神很相近。我愿给他的话一个证明。
从前我们办过一个小报，叫做《努力》，在第二期上，我就提出：“我们不谈主义，只要一个政府，要一个好政府。”当时的北京政府的政令只限于在北京，连天津都到不了。因此我提出要一个政府、要一个好政府。有人问我好政府的条件，我说：第一是要有操守，有道德；第二是要有能力，负某部门责任的官吏，一定要熟习并且专长于这部门的业务。
当时我没有看到南开的校训：“公”、“能”这两个字，但我所提出的是与“公”、“能”相一致的。这是我给主席的话加一个注解，也是加一个证明。
我要说的是：我们能做什么？不管是南开校友会也好，北大同学会也好，公能学会，或是市民治促进会等团体都好，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能做什么？
来天津以前，今天早晨我与张佛泉、谭炳训诸位先生去参观北平市参议员选举的五个投票区。从这里我们训练了自己，教育了自己。从这次办理选举的经过来看，当局者很想把选举办好，事前请了学校里的好多政治学家和许多别的先生们去研究，去想办法，可见办选举的人是想办好它。至少我在北京看到的是如此。
但是我们看了几个选举区以后，觉得有缺点，有值得批评的地方。因为办选举的人自己没有经验，也很少看过别人选举。拿选举的法律条文做教科书，就难以解决实际困难。譬如选举时旁边有个代书人，凡是不会写字的选民可以请代书人代写选票，加上旁边两个监视人，选一票至少要被三个人知道，这就不能算是秘密投票，就难免受人威胁利用。但“代书人”的办法是选举法的细则上规定的。那么根本的毛病在那里？根本毛病在于宪法。
宪法规定普选，不分性别，不分教育程度，不计财产，只要满二十岁就有选举权，这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制度，我们是迎头赶上了。但是我们选民的“能”不够，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来选举，竞选的人递给她三张片子，走到代书人面前，她不知道要选谁。另外我们看到一位瞎子来投票，这太感动人了，外国记者忙着替他照相，但是他也不知道选谁。有人建议他用手在候选人名单上任指一个，但他是盲人，连指的能力都没有，结果由他的小孙子在名单上随便点了一个，这是我们看见的，这是公开的，并没有人贿选。但结果是如此不合理！
错误是在制宪时种下的，当时我们没有反对普选，是一个大错。我们只根据书本，没有勇气走出看看，为了“普选”的美名，我们没有看看全国人民的水准，没有看看他们的能力。将来发生坏的效果，我们参加制宪的人都有责任！我希望在座的人都去看看选举的实情。
我们还看了北平的职业选举，市商会和市教育会就没有“代书”的事。比区域选举的情形好得多了。市商会用间接选举，手续繁复；市教育会用直接选举，在十个候选人当中选七位参议员，方法简便，效果也良好。
从这里我们得到两个教训：第一、选民教育程度高的，选举就办得好。第二、选民应该有限制，在宪法没有修改以前，没有办法根本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各种经验教训，改正既有的缺点，天津就可以改正北平所发生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候选人应该加以限制，应该要他负责。英国规定候选人须缴两百镑保证金，选票不及选民三分之一时，保证金就充公为选举经费，这办法也许太严，但我们绝不能让一个人随便去登记一下就成为候选人。我们要让他负责任，候选人减少，就可以全部印在选票，选民只要在名下画个“×”，不会写字的人总可以画“×”，“代书人”可以免除。这就改正了一个缺点。
我们要能够接受经验，改正缺点。这算是我的引论，以下谈正文。
我们能做什么？这要靠我们的知识水准，教育程度和技能修养。究竟一个没有军队支持，没有党派协助的个人能做些什么？以我想，至少有三大类的事情可做。我愿用几个例子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