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她上学或是放学回家，走在林荫小路上时，我整个人就呆住了，她看起来总是那么镇定自若。在家时，我回想着与她的每一次邂逅，一想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便心生懊恼。即便如此，当我们正值青春年少时，我仍然感受到她对我深情的宽容。
我们还不够成熟，根本不可能发展稳定的恋爱关系。她自幼受正统犹太教的家庭熏陶，而我因信奉天主教心存顾忌，这使我们表现得清心寡欲，有如谦谦君子，就连亲吻都遥不可及，无论这种渴望是多么强烈。在一场舞会上，我设法拥抱了她一下——当然，有大人在场。我们的拥抱让她咯咯地笑了起来，她那纯洁干脆的笑声让我痛恨自己所想的一切。
总而言之，我对雷切尔的爱一直是单恋。中学毕业后，她考上了大学，我参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被派到海外。有一段时间，我们保持着联系，她的来信成为那些难熬的漫长岁月中的一抹亮色。有一次，她给我寄了一张她的泳装照，我浮想联翩，在回信里提到是否可能结婚。她的回信几乎立即少了，也很少提及个人的事情。
我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雷切尔。她母亲开了门，说雷切尔已经不住在这里了，她与在大学里认识的一个医学院的学生结了婚。“我还以为她写信通知你了。”她的母亲说。
我最终在等待复员时收到了她的一封题为“亲爱的约翰”的信。她委婉地解释了不能和我结婚的原因。回首过去，我真的恢复得很快，尽管在开始的几个月里，我认为自己活不下去了。就像雷切尔一样，我找到了另一个人，我学会用一种深情和永恒的责任感去爱她，而这种责任感一直延续到现在。
可是，最近，在相隔40余年之后，我接到了雷切尔打来的电话，她的丈夫过世了。她经过我所在的城镇，通过我们都认识的一个朋友打听到了我的住址，我们相约见面。
我感到好奇而兴奋，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没有挂念过她，她突然在一个早晨给我打了电话，这让我很惊讶。见到她时，我又感到很震惊，这位坐在餐桌前，头发花白的女人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雷切尔吗？就是那个照片上体态轻盈的美人鱼吗？
因为很久不见，我们互相寒暄，谈了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就像老朋友那样聊天，很快发现我们都已经是祖父母了。
“你还记得这个吗？”她递给我一张破旧的纸条，那是我在学校时为她写的一首诗。我仔细看了这首格律粗糙、韵律苍白的诗。她望着我的脸，从我的手里把纸抢走，并装进了包里，好像很怕我会毁掉它。
我告诉她有关相片的事，告诉她我是如何带着它度过了整个战争。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这你是知道的。”她说。
“你为何如此确定？”我反问她，“哦，姑娘，我的爱尔兰道德感和你犹太人的责任心，那一定非常完美！”
我们的笑声惊动了旁边的人，在余下的时间里，我们都只是偷偷地看着对方。我想，我们从对方身上看到我们一直保留在心中的形象破灭了。
在我送她上出租车之前，她转向我，说：“我只是想再看你一眼，告诉你一些事情。”她的双眼凝视着我，“我想谢谢你曾经那么爱我。”我们吻了一下，她离开了。
我在商店的橱窗里看见了自己：灰白的头发在晚风中拂动。我决定步行回家，她的吻还在我的唇上燃烧，我感到有点儿晕，于是坐在公园的一张长凳上。在我身旁，花草树木正在夕阳的照耀下熠熠发光，压在我心上的某个东西消失了，某件事情圆满了。我眼前的景象是如此之美，我快乐得想要叫喊，想要唱歌跳舞。
如同一切事物一样，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不一会儿，我起身回家了。
记忆填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