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噶尔丹从兴安岭西麓南下,直逼北京。三十七岁的康熙出古北口,与噶在今河北、内蒙古交界的坝上草原相遇,打响了史上有名的乌兰布通战役。茫茫草原,无险可守。噶尔丹也真不愧为一个奇人,便命将一万头骆驼缚腿卧地,环列为城。驼背上搭以箱笼,蒙上湿毡,士兵依为工事,施放火器、弓矢,号“驼城阵”。这恐怕是中外战争史上唯一的一次以骆驼为战斗工事的战例。清军以火炮攻“城”,只可怜了那些无辜的骆驼。那年为写秋季的草原,我去过这个地方。草地上有一个小湖,倒映着蓝天白云,据说当年湖水尽为血染。时康熙的舅父为将,亲自上阵与敌格斗,牺牲于此,这湖后来就名将军泡子,可想当时战斗的惨烈。是役清军大胜,噶兵败后逃到今蒙古国西部的科布多。
一六九五年,噶又率骑兵三万南侵。第二年,康熙又率兵出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开始了第二次亲征,直将噶追击至今外蒙古乌兰巴托东南。噶军几被全歼,妻子被杀,他只率数十骑逃脱。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康再鼓余勇发起了第三次亲征,对噶做最后的清除。出发前他谕示山、陕、甘三省巡抚,一切费用即由中央拨付,不得借机再向地方摊派,扰累百姓。他二月二十九日从府谷刘家渡过黄河,三月四日在高寒岭住一宿。第二天一早醒来,朔风刺骨,寒气逼人。他登上山顶,手扶着古柏,向北瞭望,但见群山起伏,白雪皑皑,一望无际。不由想起前方的将士,抛家离乡,爬冰卧雪地守护边疆,心中一阵感动,便口占诗一首《晓寒念将士》:“长河冻结朔风攒,带甲横戈未即安。每见霜华侵晓月,最怜将士不胜寒。”壮丽的河山,强大的军容,更激励了这位马上天子不灭强虏誓不罢休的壮志。这时恰逢噶在伊犁的老窝发生内乱,康乘势挥师西进,风卷残云。三月十三日噶尔丹败死,清军大获全胜。四月七日胜利班师的康熙又高兴地赋诗道:“黄舆奠四极,海外皆来臣,莫言漠北地,茕茕皆吾人,六载不止息,三度勤征轮,边柝自此静,亭堠无烟尘……”他对部下说,朕两年之内三出沙漠,栉风沐雨,并日而餐,千辛万苦就是为了立强国之大业。确实我们应该感谢康熙三次北地亲征,前后八年,现在的中国版图基本上是他那时奠定的。
康熙这几次亲征除平定叛乱外,还调查研究解决了两件大事。
一是不修长城。一六九一年五月,康熙第一次征噶尔丹之后,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一段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坚决不同意,他批示道:“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以康熙这样一个满人皇帝,却能熟悉儒家经典,洞察历史,得出“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的结论,要把长城筑在民心上,真是难能可贵。这也是清朝能立国二百六十多年的原因之一。康熙的“民心长城”含多项内容,如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多民族共处,沿用科举制度,用汉官,修康熙字典,编四库全书等。
第二件大事则是开放禁地,蒙汉融合。原来,清王朝开国初期为避免蒙汉两族的矛盾,在晋、陕、蒙边境,沿长城一线划出五十里宽、一千里长的缓冲地带,俗称“皇禁地”。蒙民不得放牧,汉民不得种地。这次他过高寒岭,看到边地蒙汉两族民众生活艰难,便下令逐步开放禁地,允许蒙民放牧,汉民种地。康熙三十五年(一六六九年)他下令:“有百姓愿意出口种田,准其出口种田,勿令争斗。”第二年,山西、陕西的汉民即纷纷拥入准格尔旗开垦土地,这就是后来绵延数百年的走西口的由来。先是允许边民春去秋回种地,不许居住,再逐步发展到可以在口外居住生活。清政府还屡次调整相关政策,不断丈量土地,完善管理,后来在高寒岭一线,以“仁、义、礼、智、信”五字命名,设了五个以开发土地为主的城寨。“仁、义”两段属山西河曲管理,“礼、智、信”三段属陕西府谷管理。这不但在经济上繁荣了边疆,在文化上也实现了民族大融合,为后来发展成多民族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现在,当我手抚翠柏,遥望河山时,这里虽然还有残存的戍楼、烽火台,但边境线早已北移到千里之外。只见山下水草丰美,牛羊成群,天边飘**着蒙古族的长调,而黄河两岸田连阡陌,稻黍遍野,汉家炊烟袅袅,当年的古战场已演变成一片和平祥和的土地。我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在这一带工作,这里农牧交错,蒙汉融融,早已无边塞之感。我们不由想起康熙的那句话,“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现在高寒岭已开辟为黄河长城旅游区和森林公园,更引进了经济与观赏价值俱佳的高寒牡丹。千山万壑中除松柏叠翠之外,又多了一个花团锦簇、牡丹遍野的景观。柏树旁新立起了一个康熙的铜像,一抹夕阳给他还有不远处的范欧亭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这时,再回头看这棵翠柏,早已不是国境上的一根界桩,而是一个新时空的地标。
塞下秋来风景异,长烟落日说青史。千嶂里,烽火台下翠柏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