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再讲一点。譬如雷先生：他是最努力的一个人；他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主持人。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也讲到说话的态度。他用了十个字，就是：“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底下他说：“对任何人没有成见。……就事论事。由分析事实去讨论问题；由讨论问题去发掘真理。”我现在说话，并不是要驳雷先生；不过我要借这个机会问问雷先生：你是否对人没有成见呢？譬如你这一次特刊上请了二十几个人做文章：你为什么不请代表官方言论的陶希圣先生和胡健中先生做文章？可见雷先生对人并不是没有一点成见的。尤其是今天请客，为什么不请平常想反对我们言论的人，想压迫我们言论的人呢？所以，要做到一点没有成见，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
至于“对事有是非”，也是这样。这个是与非，真理与非真理，是很难讲的。我们总认为我们所说的是对的；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所以我觉得要想做到毛先生所说“克己”的态度，做到殷海光先生所说“自我训练”的态度，做到雷先生所说“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十个字，是很不容易的。如要想达到这个自由，恐怕要时时刻刻记取穆勒《自由论》第二章的说话。我颇希望殷海光先生能把它翻译出来载在《自由中国》这个杂志上，使大家能明白言论自由的真谛，使大家知道从前哲人为什么抱着“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态度。
（《容忍与自由（二）》）
自由的标志
前些日子有人讨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苏俄因为没有反对党，故一九三六年新宪法之下的选举结果认为百分之一百，或是百分之九十九。美国因为容许反对党自由竞争，所以罗斯福最大的胜利总不过人民投票总数之百分之六十。（此指一九三六年大选的结果。一九三二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七，一九四零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四。）这百分之六十的大胜利，代表自由的政治，代表独立的思想与行动，代表容忍异党的雅量。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仅仅是几个政党分配各种选举名额或分派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地位。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了。
（《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言论自由是要争取的
言论自由同一切自由一样，都是要各人自己去争取的。言论自由并不因为法律上有规定，或者宪法上有这一条文，就可以得来，就是有规定也是没有用的。言论自由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
无论世界任何国家，就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当政的人以为他是替国家做事，替人民做事，他们总是讨厌人家批评的。美国当然是很尊重自由的，绝对没有限制言论自由，但是诸位还记得的吧，前两年在华盛顿，有一个《华盛顿邮报》的戏剧音乐批评家，批评总统的小姐唱歌唱的不好，杜鲁门先生就生气了。第二天自己写了一封信送给这个音乐评论专栏记者，连他的秘书也不知道，骂他，并且说，你要再这样批评，我就要打你。这件事也曾轰传一时，成为笑谈。故事开始时，我们明白，杜鲁门总统对于人家批评他的政治，已经养成容忍的习惯，不能发脾气。批评他的行为，批评他的政策，批评他的政治，他尽管不高兴，但是没有法子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