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领袖，与康有为并称为“康梁”。
李蕙仙，出生在北京南边的固安县，是顺天府尹李朝仪之女儿、清末著名维新派大臣李端棻之堂妹。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23岁时与19岁的梁启超结婚。李蕙仙与梁启超一起经历了清末民初政坛、文坛的惊涛骇浪，也是梁文的第一位读者。
此信写于“百日维新”失败后，当时慈禧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在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数封家书，高度赞扬了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定表现，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并告诉她读书之法、解闷之言，万种浓情凝于笔端。
蕙仙：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唯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唯望南天叩托而已。令四兄最为可怜，吾与南海师念及之。辄为流涕。此行性命不知何如，受余之累，恩将仇报，真不安也。
译局款二万余金存在京城百川通，吾出京时，已全文托令十五兄，想百川通不至赖账。令兄等未知我家所在，无从通信及汇寄银两，卿可时以书告之，需用时即向令兄支取可也。闻家中尚有四百余金，目前想可敷用。吾已写信给吴小村先生处，托其代筹矣。所存之银，望常以二百金存于大人处，俾随时可以使用，至要。若全存在卿处，略有不妥，因大人之性情，心中有话，口里每每不肯说出，若欲用钱时，手内无钱，又不欲向卿取，则必生烦恼矣。望切依吾言为盼。卿此时且不必归宁（令十五兄云拟迎卿至湖北），因吾远在外国，大人遭此患难，决不可少承欢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
吾在此受彼国政府之保护，其为优礼，饮食起居一切安便。张顺不避危难，随我东来，患难相依，亦义仆也。身边小事，有渠料理，方便如常，可告知两大人安心也。
本埠自西五月初一日，始弛疫禁，余即遍游各小埠演说。现已往者两埠，未往者尚三埠。檀山召八岛布列于太平洋中，欲往小埠，必乘轮船，航海而往，非一月不能毕事，大约西六月抄始能他行也。来檀不觉半年矣，可笑。女郎何蕙珍者，此间一商人之女也。其父为保皇会会友。蕙珍年二十，通西文，尤善操西语，全檀埠男子无能及之者，学问见识皆甚好，喜谈国事，有丈夫气，年十六即为学校教师，今四年矣。一夕其父请余宴于家中，座有西国缙绅名士及妇女十数人，请余演说，而蕙珍为翻译。明晨各西报即遍登余演说之语，颂余之名论，且兼赞蕙珍之才焉。余初见蕙珍，见其粗头乱服如村姑，心忽略之；及其人座传语，及大惊，其目光炯炯，绝一好女子也。及临行与余握手（檀俗华人行西例，相见以握手为礼，男女皆然。
）而言曰：“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余是时唯唯而已，不知所对。又初时有一西报为领事所嘱，诬谤余特甚，有人屡作西文报纸与之驳难，而不著其名，余遍询同志，皆不知。及是夕，蕙珍携其原稿示我，乃知皆蕙珍所作也。余益感服之。虽近年以来，风云气多，儿女情少，然见其事、闻其言，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不知何故也。越数日，使赠一小像去（渠报以两扇），余遂航海往游附属各小埠，半月始返。既返，有友人来谓余曰：“先生将游美洲，而不能西语，殊为不便，亦欲携一翻译同往乎？”余曰：“欲之，然难得妥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