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责备八股三大罪状：第一，说八股使人无学无文。八股不是培养文章家、学问家的，它只是培养官僚的。做官僚的首先要熟悉统治者阶级赖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合理性的意识形态。以八股为业，实现的就是这一点。第二，人们说八股束缚思想，的确是束缚思想。但古代从经济上说是农业社会，从人际组织上说是宗法社会。政务相对简单，儒家经籍中基本上告诉了人们如何“牧民”？思想有所束缚对于官来说是必要的。第三，八股最便于乡曲之士，实际上这个制度设计就是想把最底层的读书人也纳入政权系统。这种批评所触及的，恰恰就是八股所以乐于被统治者所用的原因。
王毅：如我们刚才回顾的，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对于发展和维系皇权时代统一完整的制度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即使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吁请光绪废除八股，但是他仍然留恋地陈说中国的科举选士如何远优于欧洲中古的贵族制度，并且是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先导——“任官先试，我莫先焉，美国行之，实师于我”。
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上述属性及其与近现代世界教育发展方向的悖逆，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中西教育制度在根基上的区别发展而来的。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这种区别的关系重大：明代初年国子监的太学生们，对于朱元璋钤束天下臣民之酷虐颇有怨怼，于是有个名叫赵麟的学生带头写了一张没头帖子，朱元璋闻之大怒，查出事情是赵麟所为，于是将他枭首，并在国子监立一长杆，将赵的头颅挂在那里示众。事情过了十年，他的怒气还没有消，一次又召集国子监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训话，训词原刻南京国子监的碑上，在北京国子监也有一通副本并一直保留了下来：
……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著凭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售，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碑的下半段更刻了对国子监工役膳夫的管束规矩以及违规之后的处罚：“打五十竹箅子”、“处斩”、“割了脚筋”等等。因为这类训示最明确地表明了统治权力对于教育制度和受教育者的绝对凌驾，所以后来汪曾祺先生说，它“比历朝皇帝‘崇儒重道’之类的话都要真实得多，有力得多”。
王学泰：科举制是个选官制度，并以此来拉动教育。这种制度普及社会，深入人心，凡是受教育者都把读书当官作为唯一的目标与出路。这样教育也成为一元的、单向度的。由此出发，其评价体系也是一元的，也就是说要求受教育者都能达到掌握“孔孟之绪言”，领悟经典的“精微之奥旨”的程度。这与孔子时还讲求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比起来是远远落后了。孔子的教育反映了当时的知识水平，囊括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只是缺少医农）；到了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不能说全部，但其中的大多数人是除了孔孟的糟粕外，别无所能（如《儒林外史》的范进、周进）。这种教育也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其一是官位有限，读书人数无穷。读了书做不了官的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宋代就出现江湖游士，靠奔走于官僚豪贵之门为生；明代山人之多成了社会的灾难性问题，因为进入统治阶层的窄路根本无法容纳那么多读书人，所以被挤在外面而又对里面的利益无限艳羡的读书人，就只能采用更加卑微和流氓化的方式寄身于权力阶层的末端以图分一点残羹，这在《万历野获篇》中有生动记载；而读书人的这种生存方式，对于知识和知识阶层应有的尊严，其戕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清代则更是如此。这些都成为令统治者头痛的问题，但又无法解决。
其二是1840年后，中国在西方列强压迫下逐渐向近代社会转化。社会对知识需求的多样性产生了。外语、声光化电医、军事、政务等等人才不是只通过科考造就出来的。他们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教育培养，于是统治者感到有开办学校的必要。
新式学校，不是明清那种有名无实的学校，这是西方工业社会造就人才的工厂。这种培养人才的方式与中国传统主要靠自己读书的方式来实现是根本不同的。它要通过上学、听课、试验、分科教学等许多种教学方法来系统和批量地培养人才。这种工业化的批量生产人才的方法与农业社会中以手工业方式培养人才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学校与科举不两立，科举的废除成为必然。
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格外曲折以及对其原因的反思
王学泰：1905年废科举后，中国近代教育正式开始。然而，数千年的传统和社会心态也不是说变就变的。从统治者方面说，他们废科举、兴学校，改革教育，无非是培养能够维持其继续统治的能臣（说到底就是培养能适应新的需求的奴才）；而老百姓接受教育，无非是读书做官，使自己有个好前途，改换门庭。这样新学校的等级也要用科举来比附，如小学毕业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相当于进士；不仅对国内，对外国回来的留学生也是如此。如对去日本的留学生，如果毕业于文部省管辖的高等学堂的给予举人出身；在大学某专科或数专科的毕业生，则给予进士出身；获得博士学位，则给予翰林。于是后来就有“牙科进士”的笑话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