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身于这样大势之下，受教育者、应试者个人是无可奈何的，他只能压制自己而适应这套制度，就像现在无数家长都明白“应试教育”是苦海，但是除了督促自己的孩子加倍努力在这个苦海里面挣扎以外又没有任何办法。晚清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再三叮咛：“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这是从正面对教育制度原则的强调；而康有为从反面的批评是：“（八股）立法过严，以为代圣立言，体裁宜正，不能旁称诸子而杂其说，不能述引后世而谬其时，故非三代之书不得读，非诸经之说不得览”（《请废八股试帖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连“诸子”都不能涉猎，可见教育考试制度已经走到何等逼仄狭窄的死路上。
由于选士制度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建立和维系统一皇权体系的运作，所以这一制度对士人知识和能力的考察，也就必然集中在他们是否将“内圣外王”那一套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与自己的生命和思维融为一体；而一切与维系和强化皇权社会伦理没有直接对应关系的其他知识和技能，就越来越被作为了强化“科举型知识体系”的牺牲品。早在中唐时期学者刘禹锡就指出：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往往只是注重儒家伦理而没有起码的具体行政能力（“修身而不能及治者”）。
这种情况当“策论”在科举考试中尚有相当地位的时候，就已经如此，宋代苏轼曾说：近来的读书人，将经史上事例与时务题目编纂在一起，等到考试的时候，用这些鸿篇大论吓唬考官。其实应试者并没有真才实学，于是这样的考试比仅仅以诗文为考试内容弊病更大（《议学校贡举状》）。后来就更是如此，所以明代初年的著名学者宋濂说，当时的学者只知道“以摘经拟题为志”，结果是除了几本经书之外，其余别的知识一概茫然无知，对他说起一件事情，则瞪着两眼，僵着舌头不知如何回答。
王学泰：明清两代的八股，八股是科举制中最受诟病的。其实考八股与科举制度的设计是一致的，对于选拔官吏的作用基本上是正面的。也就是说做八股文是培养这种专制体系下合格官员的重要手段。
为什么选择了八股？这种文章又称经义，就是阐述经书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要代圣贤立言，也就是设想自己是圣是贤。你想一个人数十年设想自己是圣贤，这种思想意识必然是牢记在头脑里，融化到血液中了，最后还要落实在行动上了，这就所谓的“内圣”。心中除了“圣贤”这一套外，对于其他是一无所知。特别是明清两代，地方官的一些纯技术性的工作分给师爷做了。诉讼有“兵刑”师爷管了；催租收税有“钱谷”师爷管了，连书写公文书信一类的文字都有文案师爷代劳。这些“内圣”的官员把握好原则就可以了。朝廷六部九卿的官僚也是如此，技术性的工作都有吏胥去做，而吏胥几乎是祖辈传流的。因此，南宋的叶适感慨地说“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官不世袭，而吏世袭）。这种胸怀“内圣”的呆瓜做了官，基本上还是守臣子的本分，不会犯上作乱的。这就是“外王”的最低标准。以上是价值上的原因。
还有技术上也就是操作上的原因。
一篇八股七八百字不需长篇大论。全文分为八段，各有程式，考官衡文时容易有共识（本来对于文章好坏很难有共识的，八股则例外。这有些像现代体育竞技中为跳水、体操等项目打分一样。考官可以把一个连续的动作分割为若干片段后一一评判）。另外，八股题目基本上是从《四书》中出。参加考试者有最基础的书——宋儒注的《四书五经》就可以了。如果搞对策，就要比谁读的书多，熟悉历代兴废治乱，那要看多少书？古代没有公共图书馆，书非要自备不可。所以只有考八股文才能最照顾下层有志于读书跃龙门者，相对较为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