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传统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一直在统一庞大皇权国家承担着重要的结构功能，于是直到17世纪初《利玛窦中国札记》评价中国的制度时，仍然把中国的国家体制是由受过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来操纵运行的，作为一个优于欧洲的特点：“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人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意作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意和尊重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今天，我们在评价科举乃至更广义的中国传统教育与行政制度的优劣短长时，应该对它们曾经具有的历史作用有一个理解的态度。
不过当我们承认科举对于传统中国文化起到过相当重要作用的时候，同时更应该对于它基本的制度性质及其与近现代教育体制的悖逆之处有清楚的了解。具体罗列起来，这些悖逆之处当然很多，但是我觉得最应该注意的就是在科举乃至皇权时代整个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中，知识的标准、知识谱系的源头只能掌握在权力者手里这一点。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有权力就有知识，有权力就有真理，有权力就有道德；或者说，有权力就可以在知识、道德等一切方面对教育和学术耳提面命、颐指气使，就可以按照统治权力的需要来安排教育和学术的内容、方向。明代末年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有一个很概括的说法：“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 这个传统当然是因为科举制的长期发展而日益牢固不移，而这样的趋势对于中国教育制度形成自己的体系和尊严，对于教育走出中世纪的阻碍实在是太大了。
王学泰：统治者把住入仕口，也就是做官的门槛，通过选拔和淘汰确立了教育合格标准。你不符合我的需要，不死心塌地臣服于我，你就不要做官嘛。读书人只有通过这个入仕口才能确定自己士大夫的身份。这样即使不外出做官，在家耕读，他也是乡绅。因此，通过科举带动教育的做法本质上是个奴化教育。
王毅：教育和官僚选拔制度的奴性化的确是中国体制的大问题。抗战前夕，王芸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傅斯年曾对他说过一段话：“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 ——“姨太太作风”竟然成为了一种制度特征，这是很可怕的。而造成如此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科举对所有读书人思想的牢笼，对他们社会性格和社会角色的强制性塑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有一段深刻的话，大意是：在专制国家，教育是在培养坏的国民，但同时他又是在培养好的奴隶；他还说：“专制国家的教育所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志。专制国家的教育就必须是奴隶性的了。甚至对于处在指挥地位的人们，奴隶性的教育也是有好处的”。而为什么“降低心志”的奴化教育对于身处“指挥地位”的官员们尤其必需，科举发展史可能就是最直接的说明：明初开始，一方面是读书人“不为君用”就要杀头等等；另一方面对于官僚的选拔一定要通过科举这个制度化、标准化的“筛子”，所以除了况钟等极个别的人因为实际行政才干突出而得以升迁为重要地方官员之外，不经科举（“正途”）而进入官僚体系者几乎没有，就说明了这种将知识分子塑造成为标准化工具的制度定式已经多么强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