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科举时代“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教育宗旨通过皇权国家强制性法律、行政等手段而推广一样,“党化教育”也是被强大政治威权灌输的:从1924年开始,国民党在其统治的广东模仿苏联,规定一切学校如果不遵行“党化教育”就要一律强行取缔,“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设立国民党支部。……到了1926年底,广东所有的公、私学校,都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工具”;1927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次年,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发了党化教育正式标准,规定全国各级学校所有课程都必须融会党义精神,每周必须讲授党义课(私立学校中此课也要列在课程首位),要求学生加入国民党,每个中国教员必须在每周举行的仪式上宣誓“服从党义”等等。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任鸿隽在“党化教育”盛行之际曾发表《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一文,指出这不仅大悖于“以人为本位”的现代教育原则,而且是复辟了中世纪制度:
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在党的场合,设如人与组织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以顾全组织的利益。我们只看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对于发展教育,改良教育的计划,一点没有注意,但小学的党义教科书,却非有不可。教科书与党义有不合的地方,非严密审查不可。……(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这种教育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已确定的了;他们的问题,是怎样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这个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慧上的好奇心。这种情形,恰恰与17世纪初期,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当然教会不愿意一般人有自由思想,于是乎不惜用教会的法庭来压制伽利略,逼着他发誓承认地球绕日的学说是和《圣经》抵触的,是不对的,并且要惩一儆百,使同时的人不敢有新出的思想。……自近世文艺复兴以来,专制思想与自然思想冲突的结果,总是专制思想失败,党化教育也不能独成例外。(原载《独立评论》第3期,1932年6月,见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直到抗战结束后,教育家陶行之仍然疾呼:“我们反对党化教育,反对党有党办党享的教育,因为党化教育把国家公器变做一党一派的工具。”1947年1月起,国民党政府规定专科以上学校要专门成立“训育委员会”以加强“党治”对学校的钳制,这俨然就是朱元璋时代对于太学生“学规严紧”的翻版了。于是当然引起一些坚持现代教育理念者的抗议,比如翦伯赞教授针锋相对指出的:“在学校里,只有真理的讨论,没有暴力的威胁;只有科学的研究,没有党义的宣传;只有知识的传授,没有政治的欺骗。没有不准讲的学问,没有禁止看的书报,没有强迫读的圣经。自由讲学,自由研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这样教育才能达到神圣而庄严的历史任务。”(参见李兴韵:《民办教育在民国的兴衰》)——而对于中国在这以后半个多世纪教育史稍有了解的人们都知道,如翦伯赞那时所崇尚彰扬的现代教育准则,不幸在后来遭到了灾难性的命运。
可见虽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时日,但是使教育成为“国家公器”而不是沦为一党一派的工具,这仍是需要恒久努力的目标;而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科举制度和科举精神的反思始终是必要的。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普世价值
此篇发表于上海的《第一财经日报》,苏娅女士是该报驻京记者,在2009年11月通过电话采访了我。
我们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伦理方面的价值,应当明白传统文化的两个前置背景不能忘记——中国的传统伦理秩序建立在“小农社会”和“宗法制度”基础上——这两个前置背景不能忘记。同时,还应该看到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超越性的东西,一种普世价值。伟大的思想家在现实存在和社会束缚之中,总是有一种超越的思想,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性的精神创建。
儒家文化超越性的价值在于“仁”,“仁”就是本质来说,乃是一种同类意识,其意义在于认识到自己是人,他人也是人,这一点看来简单,实际上到了具体问题上就出偏。倡导“兼爱”的墨子也竟认为“杀盗非杀人”。有了这个同类意识,才会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伦理学上的黄金律。另外一个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等于“折中主义”,我们批判太久的“折中主义”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折中主义是静态的,在操作时往往忽略了是非。中庸之道是动态的,它是在事物发展变化中取得一个恰到好处的“度”。中庸之道往往很难在一个事情上和事务发展的某个阶段显示出意义,只有放在一个长远的角度才能看出价值。
回顾近百年来所走的道路就会发现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反复震**,眼光的短线就易于被“极端主义”思想统摄,在事情的两极**来**去,美其名曰“事物往往走向自己的反面”,为什么最初不采取“中道”呢?因为中庸之道确实是平庸的、缺少美丽外观的、缺少**的、没有理想主义外衣的,但它却是正确的,让民众少付代价的。这不仅对于中国适用,而且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不仅西学中有,传统文化中也有。我想世界上各个民族,特别是历时较长、文明出现较早的民族,都会有一些适用于全人类的观念,都会有奉献给全人类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