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原则，蔡元培反复强调：教育要坚持独立的品格，它的宗旨要超越任何一党一群的私利；教育的起点，就是要反对专制政体中盛行的那种以一党一群的私利对受教育者自由个性的扼制：“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独立议》）；“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王学泰：上面我说过，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为培养官吏所拉动的，其特征除了我们上面所谈到的一元化的教育内容和一元化的评价标准以外，这些自然与新式学校不同；另外还有两点也与新式学校所效法的欧洲教育迥异。一是知识系统是封闭的。也就是在教育中不必探讨新知识了，因为所有真理已经包含在圣经贤传之中了，读书者只要好好去学习就行了。作为受教育者不许对这些“真理”提出挑战，否则便是非圣无法，轻则不能通过考试，获取功名；重则受到刑责。二是统治者是受教育者的当然的老师，因此对于知识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科举中最高级的考试是殿试（清代在太和殿或保和殿），名义是皇帝主持的，因此通过殿试的（殿试只是为通过会试的进士定名次）进士都是皇帝的学生，他们自称为“天子门生”，并以此为荣。在办新式学校时，这些传统教育的特点不仅没有被否定，恰恰相反，因为科举不能很好地贯彻这些了（因为对官吏有新的需求，这是“四书五经”培养不出来的），才兴学校。因此，新式学校中保留科举制的基因也是必然的了。可以说那时办的学校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样板。有人说新式学校是“全盘西化”是不准确的。
王毅：“统治者是受教育者的当然的老师”，这是科举制度中最关键的东西，所以知识谱系、读书者的人生归宿，这两者都必须统一地依附在统治权力的谱系和法理之上的，反过来又必须随时为权力的谱系和法理服务，就如康熙皇帝《日讲四书解义序》说的：“朕唯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也”；他在《训饬士子文》中申明的教育制度方向乃是：天下学子的一举一动都能够让皇帝满意（“以副朕怀”）。而废除科举之后的新式教育，在其起步之日却又不能不深藏着科举的这个根本性的“基因”，这是后来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格外曲折的主要原因。
特别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道路的曲折，于是强迫教育方向重又回到了大张旗鼓“以权力者之是非为是非”这科举时代的窠臼之中。而开复辟之先且威势极大的，就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大张旗鼓实施的“党化教育”。关于“党化教育”的宗旨，孙中山晚年《致南洋三宝雁学校成立祝词》概括为：“吾党主义，是曰三民。揭橥理则，地义天经；敷为教育，本正源清。朂哉诸子，竭蹷陶成”——意思是自己一党之主义因其垄断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事物，所以不仅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而且尤其必须将它尊崇为教育的源泉、推广成为陶育普天之下一切学子的终极理念。1927年１月，蒋介石在“江西讲习会”上强调，因为“三民主义教育之重要”所以必须将其灌输给青年学生；而直到1939年他宣讲“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其核心仍是以“三民主义为我国教育的最高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