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学校是建起来了，在教育内容上也有了全新的内容，例如老学究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声光化电”、拿破仑、俾斯麦之类；然而根本方针没有变，比如圣经贤传还是学习的主要内容，他们担心西洋教育会不会把学生教育成乱臣贼子。特别对于官派的留学生是很重视学监的选派的。这些学监大多属于顽固派，常常与留学生发生冲突。
近代教育已经搞了一百年了，科举制度废除了一百年，其具体形制大多已被遗忘，然而其基因（如一元化学习内容与一元化的评价标准）尚存于新的教育体制中。因此生长了一百年的近代教育仍然没有长成为大人。其原因除了基因上的毛病外（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教育的目标、方式、教学内容，乃至学校建制无不处在经常性的变迁中，有时竟是一天一个令。而且出现过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绝对没有特殊现象，例如让不识之无的人当大学校长，让没文化的给有文化的上课等，让没有知识的去传授知识。自五十年代以来几乎天天喊“教改”，直至今日仍是“教改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真是让人浩叹。
王毅：一元化成为中国教育的根本特征，并由此而使得现代教育核心价值及其相应制度建构在中国立足格外艰难，造成如此结果的原因可以追溯得相当深远。在与西方教育史的比较中尤其可以看得清楚。与中国教育制度对于政治权力的高度依附屈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却在相当程度上享有自由。这是因为：其一，从组织的源头上说，大学是一种类似于行业行会的自治组织团体。设立大学的目的就像手工业和商业行会保护本行业从业者一样，大学也是为了保护学生和职员这些有着共同学术兴趣的人们而组合而成的。这个行业组织就是大学（university）。所以，这些教育团体的成果和培养的人才虽然是国家和教会所需要的，但是大学又可以拒绝来自国王、主教等权力者的统治意图，后者通常只能以资助等方式对大学施加影响。其二，大学享有政治上的豁免权等特权，从而能够自己掌握教育的命运。
而中国教育体制发展，是在与欧洲教育史完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它要想赢得如欧洲教育体制那样独立的地位、崇高的尊严以求知识之真为目的，而不是屈从权力，对于受教育者个性和人格自由的尊重等人们常说的“现代教育品格”，就是非常不容易的。
以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史为例，至“新文化运动”前后，人们深刻反省了传统的科举教育考试制度对于统治权力的依附，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中国教育的应有目标。比如蔡元培对于近现代教育的宗旨要超越统治者的意志和私利这一根本原则，早就有过很多论述，他说：“（教育）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他更详细地说明现代教育在本质上是与那种剥夺受教育者自由的制度不同的：
现在社会上不自由，有两种缘故：一种人不许别人自由，自己有所凭借，剥夺别人自由，因此有奴隶制度、阶级制度。又有一种人甘心不自由，自己被人束缚，不以为束缚，甘心忍受束缚。这种甘心不自由的人，自己得不到自由，而且最喜欢剥夺别人自由，压制别人自由……倘能全国人都想自由，一方面自己爱自由，一方面助人爱自由，那么国事决不至于如此。要培养爱自由、好平等、尚博爱的人，在教育上不可不注意发展个性和涵养同情心两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社演说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