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个“小说教”所倡导的价值观与儒释道不同。钱大昕又认为儒家自不必说“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虽然作者这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说的，我们不必全部接受。但是他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因为许多小说作者是江湖艺人，而江湖艺人是游民的一部分。游民由于自己的生活处境和经历有了不同于宗法人的思想意识。生存是他们最迫切的追求，为此他们冲破了许多规范，把本来具有非规范倾向的文化推到极端，因此他们缺少是非观念，总以对自己是否有利划线。他们具有反社会性，只有社会动乱才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反映到通俗文艺作品中，不仅影响着广大民众，而且也波及到其他阶层。我们看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些保守旧传统的人物，如鲁四老爷、四铭、高尔础又有多少“传统”呢？一切在他们那里都是吃饭之道，求利、求名、求官之道。
所以我以为：传统不仅是被西来的异质文化打倒的，更多的是被游民文化瓦解的。在社会安定时还好一些，在社会动乱时刻，下层社会人们的求生与上层社会的人士安定社会的手段都会不约而同地采用游民的办法，圣经贤传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
乙：“传统”在发展过程中，被我们自己体制的内在因素不断消解，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可能也是我们许多提倡“继承传统”的学者们未能注意到的。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就是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文化激进主义，是这个运动对西化的提倡和“否定传统”导致了民族精神的缺失。
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对于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前我们的“传统”是一副什么样子未见得了解，所以就愿意把“传统”想象成一种纯粹和理想的东西，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举一个例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北京乃至华北都是“传统”的天下，其狂热程度甚至到了有人用了几根火柴（因为是从西方传入的，所以当时叫“洋火”），结果全家八口人都被以“二毛子”的罪名杀死。但是转瞬之间，当八国联军占了北京以后，北京的大街小巷却到处挂满了“顺民”旗，联军设在各街道的衙署里陈设的也都是士人和百姓送去旌扬联军的匾额，送匾者为了使匾额的内容与接受者的身份更为贴切，于是在德军驻地特意都用与“德”字相关的颂辞，如“德兴”、“德昌”、“德永”、“德丰”等等，其他如意、美、英、日等军队驻地也皆是如此。民间也以使用洋货为荣，甚至“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喜”。
这种刺目的现象刺激着每一个稍有廉耻心的中国人追问：我们对于自己国家和文化的自信力、我们的“传统”怎么会脆弱衰朽到如此地步？而这也是从清末到“新文化运动”时主张改革的思想家们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比如梁启超在举了“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的可耻可痛景象之后，指出正是我们自古以来“国民权利”的缺失，才导致了国家和文化信念的崩溃，他的结论很要紧：能够安然忍受专制官府无穷苛索的国民，必然也能够忍受外国侵略者割去我们国家一省土地的耻辱；“其能奴颜婢膝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也”（《新民说·论权利思想》）；而后来胡适强调，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所能建造起来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