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提出社会“大同”的概念，但只仅仅作为一个校正的尺度，而不作为追求目标，历代儒者追求“小康”，不仅是经济指标，还包括许多社会指标。只有康有为之类的妄人才把“大同”纳入他的政治蓝图。乌托邦式的社会追求，往往设计得越美好带来的灾难越深，历史上最大的社会性灾难，往往还不是那些不顾老百姓死活的暴君，而是想把老百姓带到一个美好的世界的某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如果把美丽指标定得越高，其带来的灾难就越大。因为当理想化的设计不符合普遍人性，如果强力推行违背普遍人性的政策，必然会灾难。因此社会伦理指标的制定应该不违背人性，符合当时大多数人的思想实际。
因此，讲“爱有等差”比“兼爱”更合理，这样讲有点扫兴，但事实如此。实际上，“爱有等差”能够做到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个人能够爱家人，再爱朋友、爱邻居，这样推出去也很难得。
必须看到因为强调爱是有等差的，就发生对陌生人漠视或猜疑的问题，我们老是怀疑别人搞阴谋。这是“陌生社会”中人群关系常见的问题。处世要以他人行为为基准，不要做诛心之论。这样的人多了才会形成良善的社会环境。杜甫有首诗叫做《莫相疑行》，其中有句“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人际之间如果少了点怀疑，世界就会美好许多。如果去掉“阴谋论”被骗了怎么办？鲁迅说过，这次被小偷偷了，下次还有可能被偷。因为不能一次被偷就怀疑所有的人都是小偷。有人说鲁迅刻薄，我看这句话就是忠厚长者之言。
这种忠厚长者的宽容心态就是历代所提倡的。法家以其条分缕析，的确抓住某些人性的弱点，由此出发，就把一切人都当贼一样防备。这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呢？只能恶化社会环境，人人互相防备。那些有“合法伤害权”的，就会无限扩张自己的权力，“钓鱼事件”就会层出不穷，甚至被认为是“管理智慧”，受到肯定，弄得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就会潜藏一种动能。
最近读书看到两位都很有幽默感，都是已经去世的人物，他们是聂绀弩先生、马三立先生。他们有过一段事情类似，但结局不同的故事。
两位在1957年都被划了右派，都被下放劳动改造。聂先生被发到北大荒劳改，马先生发到天津军粮城农场劳改。同样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深秋初冬，聂老是烧炕失火被定为“纵火犯”，判刑一年。
马在此时被农场分配看场，看守收割下来的稻谷。由于天冷，马三立在场院用稻草搭了一个小窝棚，躺在里面，聊以取暖。他烟瘾大，在吸烟时不慎引着了火，马惊恐万分，大呼救火，同伴赶来，救灭了火。二队的支部书记李奎玉搞了一个现场会批判他。会上，李说：“马三立当保卫，吸烟失火，所幸扑救及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我们怎么处罚他？”说着他环视四周，表情严肃。马三立此时惊魂未定，站起来向四周作揖谢罪。李奎玉严肃地说：“我看这样罚，让他说个笑话吧！”欢声雷动。
管理右派的李奎玉和聂所在农场的负责人都有“合法伤害权”，前者所取是宽容；后者好像是就事论事。但前者肯定更符合实际，也更宽容。
《苏三起解》里有句唱词——“洪洞县里无好人”，但是崇公道就不同意了——怎么没好人了？我不是给你卸下刑具，让你轻快地上路了吗？其实崇公道也知道洪洞县衙门里上上下下都拿了富商沈燕林的好处，这样才把苏三定成死罪的。因此过去有句话说“衙门里头好修行”就是指那些有合法伤害权的人们，慎用自己的权力，不要用以造恶业。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应该慎用权力，尽量用它为他人、为民众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