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伦理传统中,常常提到五伦,这是儒家创造的一整套伦理观念,滥觞于孔子,完成于孟子。《孟子·滕文公》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亲、义、别、序、信五个伦理范畴就是规范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关系的准则。
原始儒家的“五伦”是一个相对关系,也就是说为父要慈、为子要孝、为君要仁、为臣要忠、为夫要义、为妻要从、为长要惠、为幼要顺、为友要相互信任。不是单一的义务。
仔细研究你会发现,“五伦”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之上的对于人群关系的规范,它是与我在上面说到的两个背景有关的。但现在已经是一个“陌生社会”,光是“五伦”已经不能完全解决人际关系中的问题了,台湾的伦理学界提出“第六伦”的新概念,用以界定群己关系,但我觉得用它来表述陌生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更恰当。
儒家所体现的大多还是宗法制度所赋予的思想,后来国家大一统了,士人游学游宦,接触陌生人的机会多了起来。汉乐府中有首《艳歌行》就是写“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的,面临着许多困难,“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有女主人帮了他们一把,男主人回来又有点猜忌,使他们很痛苦,不知怎么办才好。不会处理与陌生人的关系,这就是“第六伦”的问题,是当下“陌生社会”所面对的问题。
第一位对“第六伦”做深入思考的不是思想家而是诗人杜甫。杜甫是儒家思想自觉的实践者,在处理五伦关系上可以说是模范人物。在对君王(国家)、家庭(儿女)、妻子、兄弟、朋友关系上都处理得可圈可点;更难得的是他对邻居、一见即别、偶遇人和素不相识人的态度,也令人敬佩。除了少年时在洛阳和中年时在长安生活,杜甫几乎很少有安定的生活,他的行走不是旅游而是逃难。他常常在很狼狈的情况下碰到有相同命运的陌生人,遇到意外的关爱和帮助。他从与陌生人的交往中,觉得第一条就是不要猜疑,第二条是互相关爱。由此出发,杜甫关爱他人的情感超越了推己及人的同情,实现了爱无差等。
杜甫对万事万类都充满热忱,正像他笔下的大自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最可贵的是,杜甫能从自己的苦难中升华出来,用爱宽广的心胸温暖这冰冷的世界。他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体现了他的宽广与包容,这是爱无差等的心理基础。
儒家虽然也讲仁者爱人,但后来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汉代有位官至司空的廉吏,名为第五伦。他为人憨厚淳朴,在道德上对自己也很严格。做会稽太守时,发了俸禄,他留够自己吃喝费用,其他都用以救济穷困;在朝堂敢于直言,不计个人安危。可以说于五伦无愧。当有人问他有没有私心时,他说,我给你讲两个故事吧,有个人送给我千里马,我没要。可每回朝廷讨论提拔官员时,我总不能忘记那个送马的,虽然我没有提拔他。第二个故事,侄子病了,我一晚上能看他十次,但回到屋里我仍能安然入睡;同样我儿子病了,虽然没去看他,但我整宿难眠。这说明超出“差等”,一视同仁,善待万类,真是很难。
然而,博爱有无可能?是不是有能够超出“等差”、心胸博大的人物?应该说是有的。比如特蕾莎式的人物,世间还是有的,她是人类的标杆,是人们学习的榜样,有了这样的人物就能不断激发人类的善性。然而她不能成为政治家制定现实政策的依据。许多美好的理想只能作为矫正社会现实的问题的标尺,但不能成为力求实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