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这个词最初源于俄国19世纪60年代。那时俄国贵族之中形成了一批关心人民，关心国家命运，关心公理正义的具有先进知识的精英分子，人们称为知识分子。后来这个概念传到西方，西方遂把那些敢于为底层百姓、社会下层、弱势群体说话，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人称为“知识分子”。西方虽然搞了“三权分立”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权力制衡，但是有钱、有权者还是处在强势地位，另外，制度也要人去执行，因此，社会上必然需要一批人，用于本着追求正义真理的原则去揭露、批评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替弱势群体的人们说话，这也符合古希腊的民主科学的传统。于是，这些具有独立精神和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与各种媒体形成了“第四种权力”，对社会强势集团和“三权”进行监督，以协调社会矛盾。所以，在西方是视知识分子为“社会良心”的，他们的存在有利于权力制衡，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受到全社会的认同。那些缺少这些社会关怀，只关心自己专业的知识人只能是专业人士。法国的雨果、左拉、居里夫人就不只是作家、科学家，他们也是知识分子。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但是对最高权力的“监督”也还是有一点的，这个“监督”也是三项，就是“天命、祖宗之法、人言”（这是从孔子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发展来的），所谓“人言”就是在朝在野的士大夫的言论。因此，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以担荷道统自命，而且期待以“道统”去拨正“治统”，国家的治乱、人间的忧乐无不在他们的关注之中，他们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舍生忘死，对君权的滥用、政治的腐败以及一切社会不合理现象提出批评，从而制止了某些极端主义行为的出现，当这些敢谏之士受到迫害时，也就是君主的极端作风即将泛滥的时候。可见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精神很接近西方所说的“社会良心”了。
不同的是，西方的现代知识分子批评的坐标是“正义真理”，是诉诸全社会的，并受到社会的理解和法律的保护；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进谏的坐标是“忠君”（即使为民请命，也是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角度考虑的），是诉诸朝廷的，而且缺少必要的保护机制。传统士大夫的独立精神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不能相比，尽管两者的出发点和表现有许多不同，但两者还是有共同点的，其共同点在于：对权力进行监督批评，从而能够及时发现社会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制止社会矛盾向恶性发展。如果说有知识分子精神的话，我以为这种独立出权力之外、自由思考、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就是东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当然，具体到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种种社会和个人的原因离这个精神还是十分遥远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对这种精神的殷殷的向慕之情。
朱竞：在您看来，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什么？
王学泰：前面讲过知识分子本身职责就应该有社会关怀，应该关怀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具体到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体现在对社会启蒙的关怀上。中国古代是皇权至上的专制社会，它是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相配套的。19世纪中叶以来，这种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逐渐解体，农业文明逐渐向工商文明转换，中国宗法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们依附于宗法共同体中，被控制也被保护的。而工商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将是契约关系，这要求人们的头脑作相应的转变。于是社会需要启蒙，民众需要启蒙。中国人在皇权专制的宗法社会里生活了近两千年，思想意识是与专制社会相适应的，而未来的社会是公民社会，必须建立公民意识。对于“公民社会”精神有些理解的应该是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因此启蒙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知识分子的肩上。对此毫无兴趣的知识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士，不能说是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社会科学界有，自然科学界也有。
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本来不成问题，说了有一百年了，但最近受到质疑。有人认为这是知识分子自大狂的表现，知识分子只有向民众学习的义务，没有启蒙的权利，更谈不到责任。这仿佛是在抬高民众，贬抑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在愚弄民众。唐代的韩愈都懂得“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道理。公民社会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人们要更好地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必须明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而大多数民众对此还是陌生的，这就需要对于契约懂得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去启蒙。启蒙者没有什么高贵，被启蒙者也没有什么低贱。实事求是地说，20世纪中，知识分子并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近几十年来，社会没有提供这样的条件），我们从现在的清宫戏泛滥，武侠小说猖獗，顺民意识、暴民意识的被美化都说明了这一点。
朱竞：您最心仪哪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