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20世纪寄托了太多的希望（清末民初刘半农写过一篇幻想小说叫《歇浦陆沉记》，就是幻想20世纪美好前景的），于是，失望也最大。经过数十年的体验与学习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即世间本来就不存在一揽子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方案，以此为倡导者非愚即妄。社会的前进就体现在点点滴滴的进步之中。几千年来，人们梦想“千年帝国”、“人间天堂”、“大同世界”，而得到的却是无数劫难。这让人想到哈耶克的一句名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为什么会如此？我以为关键还在于人们幻想通过揠苗助长的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传统的儒家值得批评的地方很多，但现实精神值得关注。儒家把理想定位于“大同”，但除了康有为这位偏执狂以外，很少有把“大同”世界作为追求目标的。他们追求的目标往往是“小康”，“大同”只是用来激励儒者的献身精神和矫正社会的畸形发展的。
社会不公，特别是分配上的不公正，大约是人们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永恒的问题。所谓“天堂”、“大同”的设计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而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永远解决不了的，只能对其恶性发展做有效控制，并使其相对缩小。这仰赖于经济的发展与民主制度完善，经济发展、财富积累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保障，民主制度是人们限制社会不公、恶性发展唯一的有效手段。不发展经济，不增加社会财富，老在分配上兜圈子，不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后造成的是普遍贫穷。没有民主制度，强势集团在经济发展中完全不顾弱势群体利益，过度攫取，人们敢怒不敢言，直闹得天怨人怒也无办法制止，最后只得靠暴力解决。
暴力的广泛实施和泛滥又摧毁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即使通过暴力革命调节了分配上的问题，但因为社会财富的减少，往昔处在贫困地位的人们的生活也不会得到太多的改善。过去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有人惋惜他没有找到“大同的路”，我以为，他幸亏没有找到，否则他的“大同社会”就是柬埔寨波尔布特式的“共产主义”。因为康圣人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也是不关注生产和民主，只是在社会分配和调整社会关系上做文章，而且大多采用强制的方法去实现。最初的平等、平权也许会给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带来一时的快乐和满足，但经济上得不到发展，社会财富日渐减少，处于贫困之中的广大平民百姓，对于毫无意义的社会平等也会失去兴趣。此时想追求财富却因为受到“大同”规则的限制而不可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又不具备协调机制，最后又是演变为暴政与暴力。20世纪在暴力与理想轮回交替中度过去了，普通民众为此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但愿人们有了这些经验教训后能变得聪明一些，懂得自己真正的要求是什么。
朱竞：您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存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您怎样理解？
王学泰：知识分子是什么？也就是知识分子究竟如何定义，人们有不同的认识。过去很多人以学历作为评定是否是知识分子的标准。随着文化的普及，高中，甚至大学学历都成为很普通的学历，这不等于社会成员都成为知识分子了。我以为海外学者余英时的看法较为符合中国的实际和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知识分子自律。他认为“知识分子”不仅受到过较多的教育，有较多的知识，并从事与知识创造或知识传播有关的工作，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有较为强烈的社会关怀，勇于充当“社会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