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现在有人看到一些富豪非正常的死亡，便惊呼中国人中有一种“仇富现象”，这种现象有，主要是嫉妒，但你又不能说这种嫉妒没有它的合理之处（它包括人们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二十多年前，大家都是一文不名，为什么不出十几年、几年，有的人家资暴涨，达到几千万、几亿、几十亿？他们中间有多少为富不仁？“第一桶金”有多少来得不太干净？这样才使得平民百姓心理失衡。但老百姓更多的还是对“富”的羡慕，你看现在多少文艺作品流露出对于富豪垂涎三尺的情态！这些充分地表现在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媒之中。连素称清水衙门的文教卫生、科研领域都不能免俗。对于“富”的垂涎，严重地摧残着国人精神层面的追求，可是这一点很少为舆论界关注。“富”不是过去所宣传的“罪”，但也不是百善之源。不是一富有人性恶的一面都自动消失了。钱实际也是一个放大的工具，它能使善者更善，恶者愈恶。现在一说“成功人士”不是他做了多么大的官，就是他发了多么大的财。反映了人们人生选择多么狭隘！当官与发财，如果成为全民族追求的目标，这就很可怕。
社会底层还存在着另一种“仇智现象”，却不被人们关注。这种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敌视是有传统的，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在分析游民平等观的时候说，《水浒传》作者的理想“不是把很少有文明规范的李逵提高到林冲、柴进那样有文化修养有文明规范的水平，而是把林冲、柴进降到李逵的水平”。李逵这个文学形象在国人中大畅其道，有很多原因，其野蛮与反文明是其中因素之一。游民为什么有着反智倾向？因为这些脱离了宗法网络的人们，也被宗法文明（也就是现在一些人热衷恢复的“传统”）所抛弃。游民整天为衣食奔波，自然他们也抛弃了宗法文明，当时又没有其他文明，于是他们在文化上是接近**状态的，也就是说接近混不讲理的野蛮状态。然而这种野蛮被许多人认为是“天真未凿”，实际上他们是没有受过这种“天真未凿”的惩治，说来轻飘飘。就说是“天真未凿”吧，小孩子是天真未凿的，因为人刚刚生下来与小猫小狗区别不大。小孩子没有破坏力量，像小动物没多大差别，他用小手打你一下，你可能还会咯咯地笑。可是李逵要用蒲扇似的巴掌打你一下，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有力量而无文明就是带有破坏性的野蛮。李逵抡着的两把板斧乱砍乱杀，好像在反压迫、反传统、反抗不义、反抗皇权，其实是建立无序的压迫和野蛮的传统，并在制造着新的不义和另类的皇权。“另类皇权”是指行为者的具体身份地位虽然疏离于皇权，但是他们在行为方式和终极理想上却始终以皇权为范本，以往我们对于这些就很少去思考，还把它作为革命精神传扬，实际上它给革命与建设带来许多破坏。
田炳信：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差距，有不平衡，问题是这种差距、不平衡，追本溯源，它的根，它的源总要有个合理的解释。就像俗话说的，天条可犯，众怒难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