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各代都有脱序人，自古就有游民。相对来说古代人少地多，脱序后还可以“适彼乐土”；另外，古代城镇的建制（如城坊制）和制度（如禁夜制度等），以及工商业的发展程度都不能容纳多少游民，因此宋代以前虽有游民但不能形成群体，游民独特的思想性格很少有记载。宋代情况发生变化。宋代人口突破一亿，及其实施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政策，使得宋代脱序人激增。宋代城市由城坊制变为街巷制，工商业畸形繁荣，城镇容纳游民能力增强。因此宋代涌入大城市的游民形成群体。与此同时，北宋中叶以后通俗文艺也发展起来，一些游民进入城市谋生过程中发现自己有“文艺天才”，便以娱乐业谋生，于是，产生了第一代江湖艺人。江湖艺人与游民有着大体相近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有些就是游民转化来的，他们创作和表演的通俗文艺作品中渗透了游民的思想意识。所以一些通俗文艺作品成为游民思想的载体。从而，产生了游民文化。
至于“游民社会”这个概念我没有用过，游民为了求生和发展组织起来的愿望非常强烈。从简单的“桃园三结义”到秘密会社都是游民采用过的组织手段，但这不能称之为“社会”。然而，从宋代以来确实存在着一个与主流社会不同的隐性社会，《水浒传》中称之为“江湖”。然而奔走于江湖的不单纯是游民（游民是主体），还有其他阶层的边缘人物。因此江湖也不好说是“游民社会”，我称它是游民生活奋斗的空间。
赵诚：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两部是标准的游民文学作品。由于游民文学的影响，许多中国人都把文学当历史了，甚至有些历史书也把文学故事当历史讲了，历史上刘关张他们结拜过没有？
王学泰：历史上刘关张并无结拜兄弟的事。中国关于结拜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期间的《颜氏家训》。人们长期生活在宗族或家族中，独立性差，成为游民后也热衷于与相同命运的人组织起来，以求生存。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就是对国人缺少独立意识的概括。“出门靠朋友”，在动乱时期靠朋友，就得和朋友结合起来，当时没有新的组织形式，也很少有独立于宗法社会之外的思想意识。人们只能模仿组织家族制度，建立类血亲关系。结拜有两种形式，如果结拜者年纪差距比较大就是父子，譬如什么十三太保等等（通俗文学中五代的李克用有十三个义子），如果年纪差不多就是兄弟。结拜最盛行的就是社会动**时期。在北宋前有两个时期最是结拜热，一是陏朝末年，一是五代时期，这些都是战乱时期。
《三国演义》中刘关张的结拜是江湖艺人说唱文学的虚构。“桃园三结义”时，祭天地时用“乌牛白马”吸取了很多辽时契丹民族的特征，说明“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应该产生于五代或北宋时期。北宋时产生了第一代江湖艺人。这些艺人讲述历史故事时，爱说帝王将相，其实他们对帝王将相的知识知道很少，对他们的生活更无真实的体验，这样他们在述及帝王将相的生活时，只是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理解进行创作。比方说：山东吕剧中的《陈州放粮》，最初就是当地文化很低的艺人的创造，其中有的台词受到他们生活和知识的限制。如唱词中有，“闻得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与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这哪里是宋代的君臣，实际上就是艺人自己的生活写照。这也说明，在政治及关于政治的知识被上层社会垄断的情况下，老百姓对上层的生活，就会有许多很奇怪的图解。
赵诚：中国内斗的文化基因与游民文化结合是不是会变本加厉呢？
王学泰：对。游民很多不事生产，只是在再分配上想办法。长期以来国人认为“天下财富”是个常数，你多点，我就少点。因此大家的眼光都盯着分配呢，人们攀比。不是比谁多创造了财富，而是比谁得到的多，认为财富是你多我就少。中国窝里斗根本上是一个分配问题。国人窝里斗的原因很多，下面谈三点：
第一，是对财富的观念，认为财富就那么多，能力强的尽力多搂，能力弱的则向往平均。中国人也有“散财”的观念，认为聚财太多会导致不祥。《晋书·石崇传》里说，石崇临死时对捕杀他的人说，你不就看上我那点钱？那些吏人说，你知道，为什么不早散呢？唐代有一个节度使叫王锷，喜欢聚敛，家里藏钱很多，他手下一位幕僚对他说，钱要会聚，也要会散。他说，好，谨遵你的教诲。过些日子，他又见了这位幕僚，对他说已照幕僚说的办了。幕僚说，请问其详？王锷说，儿子各给一百万，女婿各五十万。这就是国人传统的财富观，国人中很难出现像新教徒那样用工作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然而把工作成果（财富）回报社会，希望自己的子孙努力工作，用成果以证明自己。游民一无所有，但他有比宗法人大得多的主动进击精神，敢于挑战社会，敢于去索取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财富。游民的反社会性格首先瞄准的就是财富，因为他们要解决生存问题。
